游鉴明同时也强调，女性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主体。在运动当中，女性为自己开阔了一个新的空间。游鉴明注意到，不少女学生热衷于运动，除了为自己安排，还鼓励同性或异性。在她们自我表述的文章中，绝大多数的人运动是不涉及国家民族的，而是出于兴趣或为了健康。黛布拉•L.吉姆林在《身体的塑造》中描述了类似的经验。吉姆林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健身班中发现，运动的女性能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个新的自我，并且与运动的其他女性形成一种同盟。在这一过程当中，女性能获得自我的满足。正如埃利亚斯和邓宁指出，体育运动能为人们提供迫切需要的机会，以体验践行这些能力所带来的情感满足。体育运动提供了一块空间，人们可以在这一空间寻求刺激。一方面，它使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变得更可容忍，促进人们从凡俗生活的例行常规中获得解放性的超越，另一方面，在运动中融入某个共同体巩固身份，促进认同。然而在这一自我形塑的过程中，男性凝视难以避免，游鉴明引用报刊资料指出，当时有不少男性纯粹是为了看女性***的**而去观看体育运动。但是这个过程中，女性同样是巧妙的周旋者。
运动态的女性可以与国族主义/父权进行讨价还价，当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国族主义/父权的伤害。体育课也可能变得非常讨厌。1937年出版的《新女性的日记》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今天我恐怕要考体操，难过了半天，弄得上什么课都是形式，只希望天下雨，而天公真不作美，体操课一退就下起雨来了。本星期五要考跳远了，下星期还要考掷篮球、排球、赛跑，叫我怎么办呢？女体操教员真讨厌！”我们从大公报上的《忠告用功的学生》一文可以看出，男学生也一样讨厌体育课，“听见上体育课要皱眉头，有体育课的日子，便希望刮大风或下雨”。周作人甚至也以“式芬”这一笔名表达过自己和女儿对体操的深恶痛绝。游鉴明同时指出了在强迫运动和寡头运动中，女性身体经常沦为工具，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体育运动如何成为意识形态和性别霸权的工具，对女性身体造成双重伤害，在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长篇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中会有更为详尽的展现。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考察所讨论的体育运动是自发的还是自为的，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它在何种程度上被卷入了国家/资本规训性工程以及性别霸权的建构当中呢？
诚如我们所见，体育运动是个复杂的场域。而在近代华东地区，国族话语以及性别话语的交锋，媒介的介入，使运动中的女性呈现更多面化的形象。只可惜游鉴明梳理了历史，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但在问题的分析上还稍有欠缺。最后，让我们祝本文作者下学期1000米顺利跑进3分40秒。呸，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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