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甚至它是不是指海尔•塞拉西一世都无关紧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改编的戏剧可以在波兰上演并引起轰动——对波兰人来说埃塞俄比亚或许是个极为陌生的国家，但抽掉这个令人陌生的背景板，故事本身却是他们所熟悉的，甚至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幸的国家总是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在这里，历史被描摹成为一种启示录，它通过一种异域或过往发生的经验给寻求批判态度的人们以指导。就像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者借着传教士描述的康熙形象来建构一个“开明专制”的帝王形象一样，这里，欧洲记者传回了一个相反的君主形象作为批判。
确实，这就是一个寓言的意义所在：它的目的并不指向埃塞俄比亚（因此把这本书归入“非洲史”的书架上可能是不合适的），而是一系列超时空的理念和教训。这样，它就不再只是埃塞俄比亚人的悲剧，而是人类自身的悲剧，因为任何读者都不难发现这个发生在遥远国度的故事其实是似曾相识的。
在这里，“皇帝”不仅是一个君主，他事实上是活着的神。虽然他身材瘦小，但谁都渴望进入他的视线范围内——当他出行时，远远近近的人们密密层层地在道路、房顶、窗户、树干上，竭力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期盼着他的目光能落在他们的脸庞上。他享有着无上的威望，以至于最终起来推翻他的那些军官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他——因为他究竟有多大的魔力谁也不清楚。他不止是被“神化”了，他确实就被视为“神”，因为理论上他是所罗门大帝和示巴女王的后裔，在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教王国中，他集教皇、圣人、国王的身份于一身，统治着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已建立700年之久的王朝。甚至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以他为至高神的Rastafari运动，其中他被视为耶稣的化身，将拯救全世界的非洲人。
从某种角度看，他甚至可说是个“好皇帝”：他黎明即起，十分勤政；虽然他没上过学、也从不读书，甚至从来不写任何东西，但他的头脑“能储存一切细节，甚至非常具体的数据”，设法掌握各种发生在国家内部的事情。他对财务一笔不苟，帝国超过10美元的每笔开支都得由他亲自批准。但和所有深宫中孤独的统治者一样，他看到的世界是极不完整的：他每到一个省份，地方官都会进行忙碌的准备，因此他看到的只是那些人想让他看到的东西。他晚年出访各国，被西方记者讥为政府的飞行大使，询问他：你何时打算参观自己的帝国？这是一个历史上反复上演的悖论：一个精明的、拥有极大的权力的统治者，却从来不能、也无权知道自己统治下的真实情况。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也不是真相，而是权力。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忠诚必然被视为最重要的品质——他根本不在乎谁是否才华横溢。在1930年代抗击意大利入侵的游击战中的杰出首领，因为拒绝皇帝恩赐的厚礼且没有当面效忠，就被送上断头台，尽管他没有任何不良行为。绝对服从成为这个权力阶梯中向上爬升的唯一途径。为此他最爱拔擢一些出身微贱的人出任亲信高官，这些人以难以言表的感恩之心只听命于他个人，并承受了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痛恨——人们会认为，皇帝是智慧又仁慈的，只是因为他的那些亲信书记官草率而不怀好意地假传圣旨。
他算不上是一个极端保守的统治者。事实上，他为埃塞俄比亚引进了第一辆汽车（那被一些保守派视为魔鬼的发明）和第一盏电灯，在任期间还废除了酷刑和奴隶买卖、出版了该国第一份报纸、设立了第一家银行。虽然到晚年他逐渐丧失了对新奇事物的兴趣，但他从未表示反对过改革，他无法忍受的只是：没有他的恩准，有人擅自进行改革。而只要遵循他认可的程序，即使他不完全清楚改革的实质内容是什么，那样的改革方案反倒也能通过。
他寻求的是一个静态平衡的世界：一切都是沉静的、不变的、在掌控之中的，都为稳固皇权而服务。然而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1960年代，人们的呼声终于越来越响亮。在镇压了一次未遂政变之后，事态并未就此平息，和许多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军队和大学最终成了决定皇帝命运的地方。这些不满的年轻人为自己有这样的祖国而感到羞耻，他们看到了未来，因而无比厌恶现在，他们于是决定建立一个让他们看上去满意的世界。皇帝安抚学生说：我们可以发展，但不用改革。但问题在于：这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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