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续费，为当时乡镇农会可靠收入来源。
（乙）植物生产组——三七五减租办法规定佃农仅付两期
稻作之租佃，或在相同时期种植之旱作物。对冬季与夏季里
作（在两期水稻收获与种植之间种植之短期作物）均无须交租。
农复会植物生产组乃补助农林厅各区改良场进行冬夏季里作栽
培试验，增加里作作物种类，选择最佳栽培方法，计算两期水
稻与里作之总收益总成本与总利润。选优推广，使台湾之复种
指数，逐年增高，至一九六○年代之中期达到最高。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四)：《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揭开台湾土地改革真相
近年来，随着许多过去被人为遮蔽的历史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公众对于历史，尤其是与现实生活最切近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关注度越来越大，海峡对岸1949年以后的历史，则更是能够引发普通读者的兴趣。
台湾“土改”，作为“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土地改革的成功典范，近年来，其经验尤其受到国人的关注。
在台湾经济发展、起飞的整个进程中，有一个机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在台湾农业复兴史、经济发展史，乃至在台湾整个的现当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机构，就是至今可能仍不为大部分国人所知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成立于1948年，1949年迁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该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台初期，农复会协助行政部门推动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帮助提升农业生产力，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农业领域美援物资的使用上，农复会也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令台湾顺利实现了利用外援发展农业的目标。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一书，系对当年深度参与农复会工作的十四位前辈所作的详细访谈实录，内容涉及台湾土地改革、农会改组、农业技术创新等史实，记录翔实，是研究现代台湾农业与农村改革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关注台湾问题、“三农”问题与土地问题的中国读者的必读之书。
由于农复会在当年台湾的经济决策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力，其资深任职人员也基本都是留美回国人员，对于从国共内战到台湾经济起飞的整个历史有着相当的了解。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为我们今天认识和诠释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例如，在书中，张宪文先生透露，早在1940年，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就曾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推行过力度不小的土地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内战开始后，由于土地改革所需的基本条件已不复存在，尽管国民政府在1947年成立了地政部，预备推行土改，但历史没有给予机会。
同时，也无须讳言，国共两党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待土地改革的态度，以及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经验，也自然能为我们日后的改革提供某种借鉴。
本书作者黄俊杰，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读后感(五)：台湾“土改”
土地、农村、农民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以及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人生来就是和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有着先天的土地情结。尤其在1948年以前，中国农业一直是自古相传的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与土地的连接更为密切。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农民”，而得“农民”很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处理“土地问题”和“农业生产问题”。从几乎所有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口号中都可以看出，“均地权”“不纳粮”是中国人不惜生命代价而奋斗抗争的理想目标。直至今日，农民与土地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当中最激烈和最突出的方面。它是任何一个党派执政都无法回避的。
农复会全称“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10月。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军事上失利，很快丢掉了东北，农复会在南京成立不足两个月即迁往广州，第二年9月又迁往台北，在中国大陆尚未开展工作。迁往台湾以后，农复会正式开展农村工作。首先是“土地改革”。“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去除对佃农的剥削，亦去除农村债主与“政府”和农民沟通的障碍。其次改组农会，强化农会各种服务，帮助农民增加收入。除农村社会改革之外，还着手进行农技指导和改革。如推广堆肥与绿肥、进行猪种改良、改良种植、发展乡村卫生，兴修水利等。经过以上改革，到1965年二十年间，台湾经济实现自立，整个时期内农业快速增产，产品多样化，出口增加，达成“以农业培养工业”之任务。农业绝对人口达到顶峰，以后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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