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越界、商业运作和人生沉浮
如此全方位越界的文本似乎有几分天马行空。
斯特恩和他的小说，真的那么叛逆、那么特立独行吗？生前死后，他都曾受到不少指摘，18世纪中期的文化领袖约翰逊博士、19世纪小说家萨克雷和20世纪学者利维斯博士（1895-1978）都对其作品或有所贬低或严词诟病，这些都是误判误读或无端偏见吗？
照维•伍尔夫的说法，作家斯特恩相当“复杂”。
斯特恩的父亲是士绅人家小儿子的次子 。英国长期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与非长子之间的差别时常判若霄壤。非长子地位往往在人的思想、性格和行为中打下深刻烙印，很多英国小说，如中国读者熟悉的《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等，都有相关描述。斯特恩家这一脉已经“非”了至少两代，使他从小生活在对比强烈的双重处境中。一方面，父亲罗杰是潦倒的下层军官，母亲是随军小贩的女儿，家庭年收入不过区区数十英镑，很难维持绅士身份。更何况罗杰是个不肯算计的任性之人，有笔钱到手，立马今朝有酒今朝醉地租住大宅让全家过一年快活日子；还曾因区区一只鹅与上级军官争执甚至决斗，以致身负重伤。在那些日子里，小斯特恩随父母从一处驻地转移到另一处军营，颠簸奔走于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镇镇乡乡，经历过“几乎被船板裂缝中涌上来的海水冲走”的险境，更见证了四个弟妹的出生和死亡。另一方面，他家有货真价实的贵戚，有时能出入甚至暂住他们的华屋大院，还在亲友庇护下读了书，进了剑桥：
他和约翰•霍尔-斯蒂文生在耶稣学院庭中一棵大栗子树下读拉伯雷、罗切斯特和阿芙拉•贝恩，读荷马、维吉尔和忒奥克里托斯，读各种坏书和好书，所以他们称那棵树为知识树。斯特恩还进而奚落“种种修辞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伍尔夫语）
在与教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大学里，上述作家中至少前一组人名声可疑——王政复辟时代的“宫廷才子”罗切斯特(1647-1680)或英国最早的职业女性写手贝恩(1640-1689)之流绝非中规中矩的标志。是的，大学时代的斯特恩已有明显的出格之相。
当时英国大学里等级差别非常触目。聘有私人辅导教师且携带若干马匹仆佣的豪门子弟在校园中恣意优游；而塞缪尔•约翰逊（即日后的约翰逊博士）则因出身寒微、无力承担起码费用，痛苦挣扎在辍学边缘。斯特恩有家族背景和亲戚接济，景况稍好于约翰逊，却毫无疑问仍然很“差钱”。他和家产继承人霍尔一道潇洒， “好”、“坏”兼读，玩赏秽亵，尽情怀疑嘲弄各种“学”。可是，两人的疏狂怎么可能完全同调？在斯特恩一边，如此行事有多少是天性使然？有多少是追随阔少？有多少源自流传已久的浪荡子风格？有多少与父亲的下层军人生活圈相关？另有多少是狷介书生的倜傥不羁？
斯特恩自十来岁起靠伯父堂哥等人的帮助入学接受教育。堂兄弟们与自己的悬殊地位以及寄人篱下的处境能不触动少年的心吗？剑桥校园里藉苦读谋求出路的穷学生与终日纵酒享乐的纨绔儿之间的鸿沟又怎能不刺痛青年的眼？双重处境必然带来双重或多重眼光。《项狄传》中很多令人捧腹的笑料是与猝不及防的死亡和灾祸挂钩的，这并非没有来由，其中的突兀和不谐与作者的双面经历及复杂态度分不开。
斯特恩家族多年来在教会里颇有势力。靠叔叔雅各的提携，劳伦斯•斯特恩离开剑桥后顺利谋到一份教会职务。在彼时那经过了革命也经过了复辟的英国，社会等级依旧相当森严。不论是教会里还是军队中的职位（即当时的主要“公”职）大都是堂而皇之地按势力、“关系”和金钱运作瓜分的——这种状况的改变有待此后漫长的改革历程。
对斯特恩来说，成为牧师恐怕无关强烈宗教信仰，而更多是现实的稻粱谋。叔父大人也不完全是出于亲情而提供免费面包——他看中了斯特恩的文才。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斯特恩留在约克城打拼，成为本地辉格党笔杆子。他在报刊上舞文弄墨，维护辉格内阁并深度介入下院补缺选举和教会内的派系之争，也因此被对立方无情抹黑。这番历练深化了他对社会和政治的了解。他显然感到了幻灭——党派文人不合他的口味，即使此前他曾心怀谋升迁求闻达的希冀。1742年他和叔父分道扬镳。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恩不是捏个借口隐退（一句身体欠佳可以遮掩一切），甚至不愿悄然撤离，相反却在报上登出一则充满挖苦意味的公开信，招摇地声称鉴于本人已得到种种好处遂决定跳槽转向，特向自己过去曾无端攻击的人士表示歉意云云。这不是临阵脱逃，而是掉头向叔父雅各及其阵营甩了一颗暗器。斯特恩早非少不更事的小儿。如此决绝而率性，似乎身上到底还是有其先人因一鹅与人失和、愤而决斗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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