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或明确以整体政治霸权及海上优势为目标，威胁
着邻国的独立，最终并危及英国之生存；抑或以其居国际列
强之一，德国可自在运用其合法地位及影响力，设法促进其
海外商业，传播德国文化之优点，展延其发挥国力之范围，
并随时随地善用和平之机会于全世界创造德国之新利益。”
克劳却亟力认为如此区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德国实力不断增长势必带来野心的**，到最后野心必会凌驾这两种情形之上：“显而易见次一种图谋（半自主性的演进，无法完全摆脱政策的引导）可于任何阶段进入前一刻意设计之图谋。甚至若演进策略得以实现，德国因而累积之地位对他国当必构成巨大威胁，不亚于‘恶意预谋’刻意征服所建立之地位可形成之威胁。”（欧洲对中国行为的论述的根源。）
明白将有危险发生的政治家必须做一根本的抉择。若他认为这个危险会与时俱增，便须设法防微杜渐。若他衡量情势后认为，危险是否会降临有赖几种情况意外或偶然地结合在一起，那不妨静观其变，让时间来解除危机。两百年前，黎塞留对法国遭敌意的包围可能带来什么危险知之甚详，而避免这成为事实便是他政策的核心。但他也明白可能造成这个危险的各个因素。他判断操之过急反会使法国的四邻连成一气。因此他以时间为盟友，耐心地等待法国诸敌手之间潜在的意见不合逐渐曝光。然后等这些歧见已不可调和时，才让法国加入战争。（一带一路也有些操之过急，目前已经发生，所以可以放缓。）
不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德国与其邻国的关系是取决于彼此相对的实力。西方国家应该少花些时间于估量希特勒的动机，多花些时间来制衡德国日益壮大的实力。
这些东欧国家便有义务保护法国，即使明知道德国先解决法国之后就要转向东方也不例外。这是虚有其表，甚至可说是令人同情的姿态。这种联盟如果是着眼于由法国保护东欧新兴的弱国，会比较合理。如果是共同对付德国使其腹背受敌的协防条约，就不合适了。东欧各国不足以在东面钳制德国；要它们对德采取攻势以解除法国的压力更是天方夜谭。
外交政策若不考虑真正的权力关系，而只靠对另一方真正企图的猜测，那无异于空中楼阁。
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黎塞留或俾斯麦应该对他的战略很能理解。反倒是代表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否定权力政治，认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好坏，必须视双方是否共同接受集体安全的前提，因此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的合作。
鉴于各民主国与德国的社会结构相似，因此德苏之间的差距不会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差距来得更大。简言之，他表达了决心保留行动自由，并打算在任何可能爆发的战争中，把苏联的友好态度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一方。（中国目前没有苏联的筹码，没有大国需要中国来制衡其他大国）
英国越是积极组织反希特勒联盟，斯大林就越会袖手旁观，好增加他与两方面谈判的价码（中国也应该等待，这样让各国选择筹码。不应该过急。在他们危机时召开会议。如苏联提议召开布达佩斯会议）
在英苏交换意见期间，苏方一反常态，对英国的提议比英国对苏联的信息回应要快得多。泰勒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克里姆林宫比伦敦更热切想要结盟。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其实这多半是斯大林想要让英国留在谈判桌上，并不急于得到结论，至少在他确定希特勒的意向之前让谈判继续进行。
斯大林想必早知道德方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为这将有碍于德国向东扩张，而且他并未提出苏联对等的互惠行动。因此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答复主要是在宣示，他认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应该包括哪些，同时也在警告对方，若此范围遭到侵犯他将加以反制，至少会有外交上的对策。
希特勒在发动攻势前会先提出重大的要求
民主社会中领导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向来十分复杂。在动荡时期，领导者若将民众的经验奉为圭臬，固可换得一时的民心，却不免要遭后世的唾骂，因为他牺牲了后世子孙的利益。领导者若太走在时代的前端，则难以获得民意的认同。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是个教育家，在个人的远景与民众熟悉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桥梁。但他也必须愿意忍受高处不胜寒，以带领社会遵循他所选定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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