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伟大的领袖一定都具有慧黠的特质，能够将社会面临的挑战加以简化，有时是简化其目标，有时是简化其艰巨的程度。但最后判定成败的标准在于，一个领袖人物是否能具体反映社会真正的价值观及挑战真正的本质。
霍普金斯展现出绝大多数美国谈判代表的作风，即使在陈述其最为坚持的立场时也避免显示出决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们总是心存希望可以妥协，因此设法给谈话对象预留台阶。这套做法的反面就是，一旦美方谈判代表对另一方的信誉失去信心，他们就断然掉头而去，甚至还会极其僵硬，毫无通融转圜余地。
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上相当古旧，在心理基础上脆弱和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
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
*到这些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的群众中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作为其代言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共产党就可能发生奇怪的结果：因为普遍的一般党员，只习惯于服从铁的纪律和服从上意，不谙妥协、调和的艺术。因此之故，一旦发生某种变故，捣乱了党作为政治工具的团结之功效，苏俄或许会在一夕之间变天，由最强大的国家沦于国际社会中最弱、最悲惨的国家。
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总之，美国为了大西洋同盟可以赴汤蹈火，但是绝对不能称它是同盟。它可以实行结盟的历史政策，前提是行动可以用集体安全的理论来解释和交代；这也正是威尔逊最初提出来代替同盟制度的构想。因此，欧洲式的势力均衡观念，以独特的美式修辞复活了。
我们或许不高兴俄国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它的土地改革、工业征收和弹压基本自由等等行径，激怒了美国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是否高兴，俄国人极力将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和我们努力要把我们势力范围民主化并无殊异，俄国的社会经济正义理念将要涵盖几近1/3的世界。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理念也要涵盖其余绝大部分。这两种理念将努力证明，何者能让其政治辖区内的老百姓最满意。（所以美国国内是有不同声音的）
英国一直坚持同苏联谈判，战后力促美国谈判，美国却和解。现在美国力促遏制，英国还是谈判。英国一直更主动。美国走了两个极端。所以丘吉尔力图在盟国两次最有实力时候谈判（一次是战后不久，一次是美有原子弹，苏联没有），是把力量用在外交的体现。但美国认为要先建立力量在抗衡。丘吉尔希望谈判后和苏联和解，到美国希望消灭。根源在于美国希望输出价值观，英国只求均势。
美国领袖一向以排除高压强制因素、片面展示善意的方式来鼓励谈判。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谈判中，片面动作只会失去一项关键性的谈判资产。一般而言，外交官极少为早已得到的服务付费——在战时犹然。典型的情形是，战场上的压力促成谈判。减缓这道压力，等于降低敌人认真谈判的诱因，也会引诱敌人拖延谈判，冀求可能会再有片面善意姿态。
当政治人物要争取时间思索时，他们就提议大家来会谈。
外交交涉日益局限于武器管制的范围，而武器管制乃是“实力地位”的另一面。主张武器管制的人士寻求把限制或管制军备转为代替政治对话，或者借用遏制理论的语言来说，把实力地位限制到与威慑能相容并存的最低程度。但是，诚如实力地位不会自动转化为谈判，武器管制也未曾自动转化成紧张局势的缓和。
纳赛尔没有任何可以信服的诱因，去放弃和苏联交好。他的诱因反倒是反其道而行最划算，他刻意向苏联或激进的中立国家（最好是同时对两者）接近，以便自美国获得利益。华府越是刻意拉拢纳赛尔，这位智谋深算的埃及人越是倾向苏联，因而升高了赌注，寻求自美国多汲取一切利益。
不过，绝大部分中东国家与美国的战略观念并不一致。她们把莫斯科看做极佳的平衡物，有助于获取西方的让步，而不是对中东独立的威胁。许多新兴独立国家传递出一个印象，即她们若被共产主义占领，对美国的危险远大于她们本身之受害，因此她们并不需要付出代价，换取美国保护。总之，深受民心支持的统治者如纳赛尔，认为与西方站在同一边并无前途。他们要民众认为，他们不仅从民主国家争到独立，也取得行动自由，不再俯首帖耳听命于人。不结盟在他们而言，不但是外交政策的抉择，在国内亦有其需要。（匈牙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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