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需要重振信心，斤斤计较这些小节，有违其利益。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的安全威胁是苏联：“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的侵略，都是小问题；因此，你要把部分军队撤退回国，我们则是不要派兵出国。”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怕美国，甚至也不怕美军在中南半岛作战；她不会向美国的重大利益挑战（不管美国在越南要怎么办），只关切来自苏联的威胁（日后又衍生出来自日本的威胁）。为了强调他重视全球均势，毛泽东还说他自己那些反帝主张是“空弹”。
这个方式先谈观念、回避实质问题，缓和了我们初期的接触。（所以中国的务实合作是有渊源的，中国在当时可以放弃谈台湾问题，以求与美国合作，这是务实。其意识形态是国内问题，党维护统治的利益。而务实是国家的利益。尼克松也是，虽然他强调有冲突并不能很好合作，但前提是冲突发生在同一个层面。）
在尼克松及其策士的分析里，只要中国恐苏大于恐美，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就会与美国合作。同理，中国之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虽然吻合美国与中国之利益，绝不是对美国施惠加恩。尼克松对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的思路清晰，大为折服。周恩来一点也不要求美国在中、苏冲突上明明白白选择立场。美国借着与两大共产主义巨人都有更亲近的关系，而不是偏袒其中之一，谈判地位反倒最坚强。（如果中国不在欧盟和其候选国或成员国间选择立场，那么中国会更加有利。）
中国数世纪以来，都以远交近攻为治夷策略，毛泽东深以苏联扩张主义为忧，在对美开放上面也师法同样的策略。
柏林问题之谈判，使苏联对中东局势十分节制，直到1973年。后来的欧洲安全会议也使苏联在多项外交穿梭中，保持温和反应，因此在中东外交交涉上沦至旁观地位。界定进展的重要指标与达成的协定之间，需要保持精密的平衡，因而就必须依赖苏联的善意。缓和，不仅促使国际局势平静，也创造出一种抑制作用
深陷不分轻重的道德主义，以及过分重视地缘政治这两者之间，美国政府在尼克松政府末期已经僵化。增加贸易的胡萝卜已撤回来，可是增加国防预算，或愿意面对地缘政治对峙的棍棒，却没有出现。
意识形态革命的发源地却坚持要由历史必然性已裁定的牺牲者去寻求确认其合理性，分明就是格外自我疑惧的征兆。
里根则是战后第一位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两方面采取攻势的美国总统。他们就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第一，抵抗苏联的地缘政治压力，直到扩张主义的进度受到遏止并扭转为止；第二，发动重建军备方案，遏制苏联的战略优势，并且使苏联的战略优势变为战略债务。美国角色的逆转，需要以人权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但现在不是中国最虚弱的时刻，所以欧盟的指责不奏效。）
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完全摒弃阶级斗争、并且宣称和平共处本身就是目标的苏联领袖。虽然继续申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坚持，国际合作的需求已超越了它。甚至，和平共处被认知的意义——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对峙的前奏曲——也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被视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固定的成分。它之所以存在，不是当做走上共产主义必胜道路中的一个阶段，而是因为对全体人类福祉有贡献。（中国的情况近似，所以才需要改革吧）
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数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它的领袖在寻求对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对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或幕僚，通过执行上的每一细微差异去监督日常指令实施的状况。够讽刺的是，官僚体系越是庞大、复杂，就越会出现这种情形。即使不如苏维埃制度那么僵化的政府，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也是极其缓慢的。
“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过去有改变，未来也可能改变。但是，改变纯属该国人民的自家事，也是他们的抉择。任何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任何对国家（不论是友好、同盟或其他性质国家）主权限制之企图，都不能接受。现在是把冷战时期的假设束诸高阁的时候了，当时欧洲被认为是对峙冲突的场地，分裂为不同的‘势力范围’。”
上一篇：天才魔妃读后感10篇 下一篇：《大雅宝旧事》读后感10篇
推荐小说： 二号首长 侯卫东官场笔记 官场之风流人生 官道之色戒 脸谱 红色仕途 沧浪之水 驻京办主任 医道官途 重生之风流仕途 风流仕途 官道之权色撩人 官场之财色诱人 官路红颜 官场桃花运 官场风月 官道无疆 一号红人 官商 重生之官路商途 宦海沉浮 重生之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