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則是學者以今時（至少是21世紀初）的眼光看待一部出版于1987年的小冊。80年代的學術環境、思考方向、理論深度乃至資料流通，都和現在有巨大差異，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著作，似乎有些苛求。另一方面，這本書的厚度和與厚度不相符的時代、研究廣度也註定了其內容無法過於*。當今學人早已適應了邏輯嚴密、論證/考據詳細的中國/西方著作，因此不適，也屬正常。
翻譯上，趙冬梅教授的措辭絕佳，但其引文沒有使用《續資治通鑑（或續通鑑）》《宋元學案》等漢字，而是沿用了劉先生的HTC，SYHA等英文縮寫，算是白玉微瑕。
另，這次新版內容沒有變化（字詞錯誤似乎沒甚麼變化），可喜的是，價格也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五)：政治總是決定一切的
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作者写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来都是皇权政治。赵宋官家无论是赞同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神宗，还是玩弄权术至登峰造极之化境的高宗，他们维护皇权政治的初衷与本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进步，还是皇权专制的退步。
纵观全书所一直在围绕阐述的所谓“中国文化转向”以及“中国文化的内向化”，实质上都是皇权政治演变的“表象”。所以单纯讨论北宋时期的精英文化是如何渐趋保守，直至南宋时期保守主义的“道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以及王安石变法中的理想主义如何被新儒家的道德保守主义所打败的，至少是不丰富的。
应该看到的是“皇权”这只无形的手，一直在作为杠杆撬动中国政治文化的进程和方向，其支点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这既是中国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历史大趋势，也是赵宋皇朝的新现象。所谓新，在于它既确立了一个新阶层——士大夫阶层，又不完全信任它，反而让它一直处于分裂至少是分散的状态。皇权利用士大夫治国而不享国，共治又不共有。历史证明，无论是选择实用主义的变法革新还是保守主义的道学，皇权政治总是最终的获益者，巩固的是赵宋政权。至于中国历史的最终走向，并非它的考虑范围。
所以，中国文化在两宋之际转向，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之处首先在于最高统治者即皇帝对实现皇权政治的方式的选择——神宗选择共治，高宗选择专制；其次是精英阶层即士大夫阶层的表现和改革的最终效果：前者与他们之中的领导人物的品格、观察力、执行力、文化修养以及理想**息相关，比如王安石；后者又要依靠天时地利人和来检验，比如女真人的崛起让王安石变法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羊，客观上也促成了道学的兴起。所谓时势，国运也。
所谓必然，事物发展到顶峰阶段必然趋向保守，必然缺乏外扩的动力，必然固步自封，这样才能为它的衰退创造历史时机。物极必反放在政治文化领域说的也是一个时势和国运的问题。
读完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必苛责王安石和朱熹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不必为政治上的激进和无为争论个面红耳赤。存在即是合理。赵宋官家既然能够选择其一，至少证明在当时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用今天的眼光和世界观去解读八百年前的历史，恰恰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六)：《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
本书作者与其他人关注点不同，他主要论述的是两宋时期文化的转型。他从学术上，论述了宋代学术的内敛特征。他着重论述了南宋高宗时期的政治是如何影响南宋文化转向内敛的。 在学术上，作者论述了宋代文学、经学、史学和以儒学为表现形式的哲学的特征。 文学上，北宋时期文学家们革新科举文体和内容，“以艺术手法将寻常字词编织为激动人心的语言、简洁的词句和优雅的片段，来表达微妙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壮阔的景象和惊人的见解”。而12世纪的南宋，更加倾向于抽象性思维。 经学上，一个整体的宋代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但是，**来看时，南宋除了朱熹对经学研究的贡献，其他大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 史学上，南宋史学著述超越了北宋，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和百科全书的编纂都可以为此观点做支撑。 儒学是作者重点论述的部分，在他看来，儒学思想是宋代学术的最**。新儒学也集中表现了宋代文学的内敛特征。他们强调内心体验、内省和个人心中内在化的道德观念。 作者将宋代儒学分为了以北宋王安石为代表的制度改革派和道德保守派。制度改革派虽然也旨在提高道德水准，但他们提倡改革。“他们相信道德价值观与功利主义目的可以达成一致”。 道德保守派又根据其特点被分为道德先验论者和新儒家的先驱。 道德先验论者是新儒家将“德性提高到天理的层次以对抗人欲”；新儒家的先驱是对道德保守主义者，尤其是程颐学说的追随者。 宋代儒学从北宋五位大儒的改造，再到朱熹的集大成，最后成为王朝正统学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王朝将新儒学选为正统，则是取决于政治上的利害权衡。因为当时南宋王朝面临着新崛起的蒙古人入侵，急需统一王朝思想，依靠道德呼吁以提高士气。而新儒学在众多儒家们的积极倡导与全国范围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新儒家将自己的教义树立为王朝正统，但他们本身就已转向了内在，将教义完全地渗透进整个文化后，更加失去了变革的力量。内在的特征更加*。 作者对于南宋政治的论述，则是在论述导致新儒学趋于内敛的原因。 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内乱，采取陈腐的军事措施，还将精锐的军队部署到京畿地区，而不是边防线上，指示边防遇袭是不能及时抵住攻击。北宋王朝覆灭后，12世纪的“南宋王朝在错综纷乱的战火和灾难中诞生”。南宋王朝建立后，同样抵挡不住女真族的攻击。南宋王朝为了求得和平，屈辱投降，不仅向女真族赔去大量的款项，还要自称是女真族的下属或臣子。 自取其辱的行为由王朝最高统治者开始，逐渐影响了士大夫、官员们。他们大多成为了墙头草，甚至有些官员在女真族的控制下建立了傀儡政权，公开与南宋王朝对立。但是朝廷并不会诘难他们，甚至觉得宽宏大度的态度能使他们回来。 在相权与皇权上，高宗频繁更换宰相，而“大多数被罢免的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专制王权逐渐转为独裁统治。而且，高宗为了选择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人，任由忠臣被陷害。在作者对南宋宰相赵鼎的研究中，充分展现了这一方面。 秦桧抓住高宗想要议和的想法，开始陷害赵鼎，想要独掌相权。秦桧死后，他采取一系列的平反命令，恢复了赵鼎的死后哀荣。由此，可以明白，在秦桧独掌相权时，高宗早就对他心怀不满。可是，秦桧当时权力膨胀，高宗轻易动不了他。 南宋政治黑暗，专制王权转为独裁统治，影响着知识分子的创新，知识分子有问不敢说。在悲哀和困惑中，知识分子逐渐地转向内省和回顾。他们期望建立一个道德社会，为王朝注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他们道德没有底线，儒家传统道德逐渐泯灭。知识分子们反对变法，并把北宋的衰亡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他们认为内在的道德建设犹为重要，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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