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丁当作响，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露下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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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三章。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的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象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荡，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见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象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渡众生的教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见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分，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的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象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薰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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