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其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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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一般的勋位均称荣誉团勋位，创始于拿破仑。
罗孙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着轻蔑的辞句谈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着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忽儿用颤音，一忽儿哶哶的象羊叫，做着大开大阖，有点抖动的手势，象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个明白，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并且还不是顶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并且牵涉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的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会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
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急进主义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和重行当选。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扒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会主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决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气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乱的社会中唯一的纲领。政府的领袖们做出无政府的榜样，政策是乱七八糟的，同时追求着十几只兔子，结果是一只一只的放弃了：外交部在主战，陆军部在高唱和起，还为了肃军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挑拨兵工厂工人，军事教官宣传非战论，此外是一般业余性质的军官，业余性质的推事，业余性质的革命党员，业余性质的爱国分子。政治风纪是普遍的解体了。人人希望国家给他们职位，养老金，勋位；国家也的确不忘记敷衍它的顾客，把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当权的人的儿子们，侄子们，侄孙们，奴仆们。议员投票表决增加自己的俸给。国库，职位，头衔，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挥霍滥用了。——上面既然有了这种榜样，下面就象凄厉的回声一般发生许多怠工的现象：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刚砂放在机器的齿轮里，造船所工人捣毁造船所，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的破坏自己工作的成绩，——不是损害有钱的人，而根本是损害社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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