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般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于法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它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它摆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的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的手段，竟是一般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的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原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受尽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决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起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作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般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的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的人卑鄙，所以**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的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的觉得自己尽有权利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访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线、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消灭了；第二个被废黜了，或被认为可疑；第三个志得意满的睡熟了。至于此刻方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带着又①②嫉妒又威胁的神气，也不难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对付它，就跟衰微的罗马帝国对付它无力驱逐的野蛮部落一样，用着招抚改编的方法，而不久他们也变了现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乔亚阁员，很狡猾的把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勾引过来，加以并吞，把无产阶级党派弄成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局面，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算做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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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七八九年以后的三个政体，指第一共和（即大革命以后的，1792—1804年），第二共和（即路易—菲力气下台以后，1848—1852年），及第三共和（普法战争以后，1870年9月起直至二次大战被德国侵入为止）。
②此所谓第四个政权，暗指工人及平民阶级的抬头。
在布尔乔亚并吞平民的许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种是那些平民大学。那是"无所不通"的知识杂货铺。据课程纲要所载，平民大学所教的"包括各部门的知识，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天文学，宇宙学，人类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论理学，……"花样之多，便是毕克·特·拉·弥朗台尔那样的头脑也装不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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