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见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风魔，①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平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风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风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②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象块石子，象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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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郁金香自十六世纪末流入欧洲后，种植郁金香成为民间极普遍的一种癖好。
②扬山尼派为十七世纪旧教中的一个小宗派，盛行于法国，根据荷兰扬山尼主教人性本恶之学说，倡为一种极严格的道德及神学宗派。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见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的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的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风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分，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起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性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权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决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随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起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的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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