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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读者仅知左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其实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只是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而左拉的浪漫主义的幻想成分远过于他自称为“观察家与实验家"的性格。
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她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一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她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自从她们没有忏悔师可以诉说她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象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起，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甜味。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利斯朵夫象歌德一样的想道：“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决不能学女人的样！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的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教克利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恶。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嚣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象班吕琪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阖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象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定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朗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其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摹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谑，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派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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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卢人为古罗马人称一部分克尔特族的名字。法国人常自称为高卢人。而日常语言中尤以"高卢人派头"形容快乐，兴奋，轻薄的性格。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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