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正象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起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等级第五等级似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①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做高出于艺术家，看做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的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②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平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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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君主时代，社会分成贵族、教士、平民三级，平民称为第三等级。作者在此借用此历史名辞，谓艺术家人数之多，几可自成一级，面为第四第五等级。
②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品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譬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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