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家书（九）

1997年11月8日，我去北京参加《难忘的岁月》首发式，出席这次活动的有很多盐城籍在京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大部分是当年跟随陈毅、刘少奇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新四军老战士。那次在京有幸见到的有：解放军后勤部原政委周克玉上将、海军政治学院原副院长徐平中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叶正大中将，航空航天医学院成自龙少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吴秀永少将，国家海洋局陈德鸿少将、空军总医院副院长彭彬少将、海军司令部编研室主任季阳林大校、解放军第24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沈锋，还有解放军总医院三部主任沈友竹、铁道部纪委副书记张有民、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国家物资部王俊、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刘秉炎、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中央组织部成鞘伯副局长、解放军档案馆副馆长钱携、北方工业大学校长仇春霖、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杭玉、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梁雨、国家电子部第11研究所王建东、石景山防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田宗豪、中科院建筑设计院原党委书记吉浩、农机化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管美英，以及原机械部人劳司代司长江虹、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孙觉、轻工业部原副部长季龙、王文哲、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耿飞、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代主任潘遥、汽车工业公司纪检组原副处长陈明、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原总经理吴正榜等。根据新四军老前辈的提议，我向他们作了题为《沿着新四军道路前进》的书面汇报，在这个汇报中，我主要介绍了我在家乡白手起家创办建军城市信用社的坎坷经历，引起了在场所有革命前辈的一致赞扬。从此，我与北京新四军前辈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我后来投身反腐败斗争并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议期间，我向各位新四军前辈提起了戴星明伯伯的身体状况，引起了这些老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们说要尽快与戴星明取得联系，动员戴老来京治疗。后来，钱习吾同志告诉我，戴老去了北京，看到了70多位老战友，心中很高兴，但也很疲劳，已住进了医院。

1998年6月5日，我突然接到讣告，戴老因病医治无效，已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极为震惊和悲痛！立即想把这消息报告父母，但又怕我父母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出现意外，只好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电话。

过了一天，我终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委腕地告诉父亲说：“戴伯伯因病住院，目前情况很不好，我想去看看。为防不测，上海往返来去一趟不容易，我想请爸爸写一副挽联给我带去。”

父亲接到我的电话，声音立即就变了，颤抖着，一个劲不停地问：“戴老怎么样了？戴老怎么样了？戴老到底怎么样了呢……”

我赶忙掩饰说：“也许不碍事，不碍事……”话没说完，我自己却先哽咽起来，赶忙捂上话筒，挂断了。

次日上午，父亲将写好的挽联送来我的办公室，我展开被层层包裹着的白绢，只见挽联上写着：“丰功伟绩垂青史，恩重如山惠后人。”上款是：“沉痛悼念戴星明同志”，下款是我父母李树杰、龙德芬及我兄弟姐妹8人的名字。与之平行的，还有王尊勤夫妇及其子女鞠躬敬挽的字样。王尊勤是谁？父亲讲：“他就是当年戴老派去给我送密信的王湘泉的儿子，他得知戴老去世，特来找我报信，因此，我们共同写了这副挽联。”

戴星明伯伯的突然去世，对父亲的打击是巨大的。那天上午，我仔细端祥着我面前的父亲，这位历尽沧桑，如今82岁却从不服老的黄埔老人，依然挺直着腰板，没有泪痕，没有酸楚。但从他内心深处，我发现他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憔瘁而苍老了。

我带着父亲亲手题写的挽联，随着盐阜大众报社老社长严锋一起赶至上海，参加了戴星明伯伯的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市政府出面主持，上海市领导人徐匡迪致了悼词，北京新四军老同志周克玉上将以及戴伯伯生前战友都送来了花圈和花蓝。戴伯伯躺在花丛中，显得那么安祥…

戴星明伯伯，我父亲的挚友、我全家的恩人，就这样走了。我为我的父母失去这样一位挚友，为我们的家庭失去这样一位可敬的恩人而深感悲痛！

戴星明伯伯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永远不再回来。但是，他那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精神却永留人间！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对我们这个家庭两代人的情谊和对我们这些后代的教诲，将铭刻在我的心中，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四）

我的父亲是向往光明、坚持真理、拥护革命的好父亲。他勤劳正直、爱憎分明；他深明大义、才思敏捷；他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具有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爱国，是他一生中永不改变的主题。在我少年时期,他就经常给我讲述日军侵华的历史，从“甲午海战”讲到“九.一八”事变,从“九.一八”事变又讲到“南京大屠杀。”他说:“中国版图，就象桑叶；日本版图，就象桑蚕。桑蚕饿了，就要吃桑叶。日本岛国，地盘狭小，资源短缺，火山频发，人居不宜。中日之间，隔海相望。日本扩张，首选中国。落后挨打，弱肉强食，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生存法则，并无两样。甲午海战，前车之鉴。历史悲剧，不能重演。凡吾子孙，切记莫忘！要卧薪尝胆，枕戈待旦！发奋图强，振兴中华，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你们一定要有强烈的危机感、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