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家书（九）

父亲是条生命力极强的汉子，他不为逆境屈服，不向命运低头，披星戴月到南乡开荒种地，卖蔬菜，挑货担，学鞋匠、顶风雪、冒严寒、上河工、修水利，含辛茹苦，受尽人生磨难。尽管经济窘困身处逆境，但他仍向往光明，始终不忘爱国和不忘党的恩情，对日新月异的农村面貌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欢欣鼓舞。他曾为此写下了不少抒发爱国、爱党情怀的诗篇。如1971年夏，他在《水调歌头?登桥远眺》一首诗中写道：

“离别方年半，故乡变了样。喜看新河上下，面貌更娇娆。到处机声轧轧，工农繁荣活跃，乡村城市好，登上朝阳桥，心潮逐浪高。凭远眺，风光好，**绕。八亿神州大国，赤日长空照。万里江山如画，五洲四海乐道。想想又自豪。不是共产党，何得有今朝！”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一年春节，他情不自禁地挥毫泼墨，欣然写下了“喜从京降，福自党来”的门联，并将它贴在大门上。

父亲在军校曾学过军事测绘专业。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农村兴建水利工程，推行河网化、条田化，测绘人才奇缺，在环境恶劣、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连续几年冒着风雪严寒、顶着酷暑娇阳,徒步进行河道改造的测绘工作，他为家乡的条田化和水利工程建设作出了忘我的牺牲。1969年底，他拥护政府号召，主动将全家带到农村，以他自已的实际行动带动农民科学种田，为改变当地农村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1979年自落实政策并参加县政协后，他作为政协委员，把促进祖国的平统一大业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自己黄埔同学优势，积极与台湾黄埔同学沟通联络。他还在有关刊物及会议上公开发表文章和讲话，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他一再为政协工作献计献策，为了发挥黄埔后代的作用，他在政协委员的提案中建议党和政府应考虑吸收黄埔进步后代入党，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由于他在政协工作中成绩显著，多次受到市、县政协的表彰奖励，并连任了五届政协委员，直至生命结束。

翻阅父亲保存的信件，我发现，除了他与海内外黄埔同学之间大量的信件往来之外，最使我感到动情的是他与同窗好友戴星明的交往。从这些信件和交往中，不仅使我看到了两位同窗挚友历久不变的感情，同时也使我感受到了戴星明这位真正共产党人伟大崇高的人格魅力。

少年时期，班上有同学笑我说：“你父亲的飞机是人用撑船的竹篙子从天上捣下来的，不然你们一家就逃到台湾去了。”文革初期又有人说，我父亲及我全家之所以没能随着蒋介石逃往台湾，就是因为我拖了他们的后腿，因为我母亲当时正怀着我。父亲听到这些传言，什么也没说。

我长大以后才逐步知道，父亲有个老同学叫戴星明，戴星明原名王学洪，盐城楼王人，小学阶段，经常在我父亲家里与我父同吃同住，关系很好。后来一道在宋泽夫先生创办的亭湖中学读书，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抗战爆发后，“为求得家庭翻身与民族的解放”，我父不顾祖父母反对，离家出走，投考了黄埔军校。戴星明则留在家乡，带领我三叔等穷苦子弟参加了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武装。这时他们虽联系不多，但同窗情谊却丝毫也没因此而淡化。

1946年５月，戴星明为了争取我的父亲弃暗投明，特派王湘泉给他送去密信，不巧正逢我父因公外出，未能见面。王湘泉便将此信交给我祖父留下，嘱他妥善收存，转交我父本人。可时隔多日，祖父不见我父回来，怕丢失此信，致生意外，便暗将此信烧了。以后祖父去了上海，一直没机会将此事告诉我父。解放后，我父携眷由川西军政大学返乡，见到戴星明，攀谈中戴星明提及此事，并说：“当时如果你见到我的手书，我相信你一定会接受我的建议的。你如果能在国民党首脑机关内部为人民做个战略情报员，你的贡献可就大啦！”他为我父失去这一为党工作的机会而深感惋惜。

事实上，我父从知事时起，祖母就用我家祖辈数代受尽封建势力歧视压迫的种种事实对他进行教育，我父亲从小也在正直做人，立志报国的熏陶中用功读书，企望能有所作为，尽管后来世事沦桑，在国民党国防部做事，但他始终未忘要为人民百姓做好事，而不做坏事的原则。在亭湖中学读书时，他不仅受到了宋泽夫先生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影响，且亲眼见到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屠杀中国人的事实，国恨家仇一直铭记在心，他之所以投笔从戎，也正是为实现反殖民统治、反封建压迫，争取家庭翻身和民族解放所作的抉择。这些情况在他离家前，戴星明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当他看到戴星明为自己错过这样一次报效人民的良机而替他惋惜时，父亲更是后悔不已，他说：“我当时如能及时收到你来信的话,起码在1949年我到台北去参加东南军事会议时,也会借这个机会有所作为的!” 天下世事很难预料,由于两名同窗之间信息传递的不凑巧，竟成了他们终生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