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八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事类”的含义、作用以及古来运用事类的概貌。刘勰认为运用事类的主要意义，在于“援古证今”、“明理”、“征义”。
第二部分由才与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对才与学两个方面，刘勰除强调二者必须“表里相资”、“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这种说法似近于天才论，特别是“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之论，更是如此。但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而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只要坚持学习，广闻博见，就可丰富其才力。所以，这部分正以论述必须有广博的学识为主。最后提出运用事类的基本要求是：学识要博，取用应约，选择必精，道理须核：事类要用在文章的关键地方，而不要用于无关紧要的闲散之处。
第三部分主要是举前人用事之误，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
从古到今，善于运用事类的作者，曾为作品增色不少。刘勰对这问题的论述，如要求精约准确，“用人若己”等，基本观点是对的。但刘勰所处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书钞”（《诗品》）的时期，略晚于刘勰的钟嵘尚对此进行猛烈地批评，本篇却是继续强调事类的好处，提倡运用事类的技巧，而对刘勰之前已用得过甚过滥的倾向不置一辞，这就是刘勰不及钟嵘的地方了。 （一）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1，援古以证今者也2。昔文王繇《易》3，剖判爻位4，《既济》九三5，远引高宗之伐6；《明夷》六五7，近书箕子之贞8：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9。至若《胤征》羲和10，陈《政典》之训11；《盘庚》诰民12，叙迟任之言13：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14，经籍之通矩也15。《大畜》之《象》16，“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17，亦有包于文矣18。观夫屈、宋属篇19，号依《诗》人20，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21，始用《鹖冠》之说22；相如《上林》23，撮引李斯之《书》24：此万分之一会也25。及扬雄《百官箴》26，颇酌于《诗》、《书》27；刘歆《遂初赋》28，历叙于纪传29：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30，遂捃摭经史31，华实布濩32；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译文〕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事。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卦阳爻的第三位，远的引到殷高宗讨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阴爻的第五位，近的写到殷末箕子的贞操：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子》中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注释〕
1 据事以类义：即据事类以明义。事类：指类似的、有关的故实或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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