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上诉状案例

  2、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不是“以个人名义”，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并不相符合。正如前述，挪用公款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尽管历经变迁，但行为人挪用公款“以个人名义”和“谋私利”一样，被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固定下来，成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备要件，一审调查中，控方出示了罗哲都写的一张借条，内容为：“借到现金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这张借条首先肯定罗哲都借公款的事实，其次，这张借条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不是以其“个人的名义”，否则，不可能这样写。现实当中，哪有以个人名义借款给他人，借条上不写明出借人个人名义的道理?再其次，这张借条尽管有意省去了出借方，但实质上用的是“治安科”名义，这与罗哲都归还其中借款2万元时，上诉人开具的收条上所写“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的内容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用的是单位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不相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司法文件“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实质上是一种单位行为。对于单位行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既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控方指控上诉人“至案发时，被告人上诉人仍未将所挪用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伍仟元归还”，然而，上诉人反复交代，罗哲都借款后，已归还了其中的2万元，刘还给罗哲都开具了一张收条，上书“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罗哲都亦出具证言证明：他本人已全部还清所欠治安科借款，上诉人还开具了收条，收条内容如前所述。尽管这一收条现在已找不到了。但我们知道，在民事法领域，当事人的承认是当然的证据，足以据此认定案件事实，但当事人的否认并不能当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否认的成立与否，还必须通过其他证据证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在民法领域是众所周知的基本法理。由此可见，作为代表出借方的上诉人与作为借款人的罗哲都，双方均已不谋而合地认定罗哲都还款及上诉人开具收条的事实，也就是说借贷双方所述相互印证了以下事实：①罗哲都已还款2万元②罗还款时上诉人开具了收条。上诉人与罗哲都铁窗相隔，但彼此说法一致，足以证明未归还欠款实为25000元。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佛山作为珠三角经济发达区，这一数额显然未达到较大的标准，据此，也不能认定上诉人构成犯罪。法庭调查表明：罗哲都问治安科借钱时，彭永新甚至说不要写借条也可以，可见，小钱柜的管理带有随意性，罗哲都说上诉人开的收条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事，难道借贷双方口头认可还款事实可以不算数，非要如控方认为的找到收条才可认定?从民事证据的角度看，书证固然重要，但并非定案的唯一证据，也就是说并非在只有书证的情况下，才可认定案件事实，缺少书证就不能认定。譬如口头遗嘱，在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证明的情况下，亦可认定。因此，在上述借贷双方均已口头认定还款事实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认定：罗哲都已归还2万元。控方认定“肆万伍仟元至今未还”显然与事实不符。

  3、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奉治安科彭永新科长之命行事，不是其擅自决定的。

  挪用公款罪中“挪用”一词的涵义，是指行为人未经批准而使用公共财物，或者违反国家的财政、财经管理制度，改变财物规定用途的行为，“擅自”二字就是其题中之义。现行刑法修订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应在“挪用”前冠以“擅自”二字，可见，行为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看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擅自决定”。本案中，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是刘“擅自决定”的，还是彭永新打电话要刘这样做的?对此，上诉人自始至终反复强调彭永新打电话给他，令其动用公款45000元借给罗哲都用。法庭调查中，控方宣读了彭永新的陈述和罗哲都的证言，彭永新说他对上诉人经手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一事根本不知情，同时，又说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他本人一支笔审批，显然，彭永新是在推卸责任，其上述陈述不具客观真实性;同时，由于彭永新本人亦因涉嫌犯罪在押，其与本案被告人存在利害关系，基于此，彭的证言也不能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罗哲都的证言尽管表述模糊，但他明确提到，其第一次向治安科借钱是经高小明批准的。一审法庭调查表明：上诉人经手借出公款给罗哲都，没有也不可能是上诉人“擅自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