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强势自有其底气。他出身于一个贵族世家，一位直系祖先是维罗纳的王子，曾庇护过流亡中的大诗人但丁；祖父在两任沙皇手下当过八年的司法大臣；父亲是个自由派政治家，第一届俄国杜马的议员，司法部长。优渥的家庭环境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小他就会说俄语和英语，5岁时又学会了法语，以至于他后来在回答哪种语言最美时诙谐而又骄傲地表示：“我的头脑说是英语，我的心灵说是俄语，我的耳朵说是法语。”十四五岁时，纳博科夫已经用俄语通读了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用英语读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作品，用法语读了全部的福楼拜作品，还有大量的其他文学作品。然而，纳博科夫最初的志向并不是当一名作家，他自小喜欢和迷恋蝴蝶，12岁时，曾梦想去咖喇昆仑山寻找蝴蝶。他说：“如果没有俄国革命，我很可能完全投身于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根本不会去写什么小说。”移居美国后，夫人薇拉曾开车15万英里，陪伴他游遍了北美，为的就是寻找和捕捉蝴蝶。对蝴蝶和昆虫学的*研究，赋予了纳博科夫学者的严谨和细致，这些体现在了他在美国斯坦福、康奈尔、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涯中，也体现在了他的小说创作中。
优越的家庭教育环境，十月革命后漂迫异乡、颠沛流离的经历，父亲被法西斯暴徒暗杀的悲剧，加之移居欧美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洗礼，形成了纳博科夫热爱自由、憎恶专制、独立不屈的个性。他毫不犹豫地宣称：“我憎恨和鄙视独裁。”他反对文学的流派、团体等观念，崇尚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劳动：“我对文坛上诸如团体、运动、流派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我只对个体的艺术感兴趣。”他否定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和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我的写作没有什么社会目的，也不传递道德信息，我没有一般观念需要阐述，我就是喜欢编造带有优雅谜底的谜语。”他对取悦大众的写作不屑一顾，直白地表明：“我的写作只取悦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这些，都显示了纳博科夫的清高与特立独行。
纳博科夫自嘲自己是缺乏大众魅力的人。在美国的大学授课，都是事先认认真真写好讲义，上课时照本宣科，绝无那些有如簧之舌、可以颠倒众生的教师的感染力。他也厌恶靠谈论作家的八卦新闻推销作品的手段，“我真正喜欢的更好的公开谈话是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公众面前建立可信的作家的形象，而不是暴露负面的品行。”他对在他的小说代表作《洛丽塔》中寻找性的人嗤之以鼻。为了将普希金长达5500行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翻译成英语，纳博科夫整整化了十年时间，仅索引卡片就做了500张，放满了三只长条鞋盒；他坚持用散文体忠实地翻译这部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之作，坚决反对损害原著的意译，坦承自己的译本不好读，但却是“可靠的、笨拙的、沉重的、奴隶一般忠诚的”。在执拗地主张并践行文学的直译这一点上，纳博科夫与鲁迅先生主张的“硬译”，有相通之处。
在评点同代或已故的知名作家时，纳博科夫不仅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而且火力全开，毫不留情。比如，他为自己在课堂上将《堂吉诃德》批驳得体无完肤而自豪；嘲笑艾略特“算不上一流”，庞德的诗歌“肯定是二流”；讥讽高尔斯华绥、德莱赛、泰戈尔、高尔基、罗曼·罗兰是庸才，宣称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绝对算不了什么”；直斥萨特的《恶心》是结构松散的二流作品。纳博科夫推崇莎士比亚、博尔赫斯、乔伊斯、罗伯—格里耶，即便如此，他依然直言，“莎士比亚的语言比他的戏剧结构更胜一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写得好，但《芬尼根守灵夜》“只是没有形式、枯燥乏味的一堆伪民俗、一盘冷布丁、隔壁房间的不息的鼾声，令我难以入眠，苦恼不堪”。对于风靡欧美的弗洛伊德的学说，纳博科夫更是深恶痛绝，斥其为“不学无术、邪恶的胡说八道”。纳博科夫的犀利尖刻，也许让人不习惯，但至少要比表面上温良恭俭让、暗地里扒人祖坟的口是心非来得光明正大，何况他的不少点评的确直击要害、入木三分。就像郑板桥所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纳博科夫坚持将“毒舌”进行到底，也难免有荒腔走板之时。比如，他承认自己不太懂音乐，却又说看不出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有什么真正直率的东西”，这多少就有些无知者无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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