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白先生在《福尔摩斯被窃丑闻》中指摘图注本注释抄袭云云，将矛头直指笔者，大加批判，并冠以“欺世盗名”的大帽子。此文在网络上转载之后引起不小的波动，《上海书评》亦在8月28日做了一则后续报道。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笔者在具体出版和版权问题上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出版之前也没有见过该书的样本，一直到正式发售后才见到其庐山真面目，而且书中对笔者的原稿多有删节，比如：《波希米亚丑闻》一篇的九十余处注释删减为七十余处；笔者所撰写或翻译的延伸阅读文章都没有给予署名；原书稿中涉及注释来源和说明的总序及主要参考书目也被删去，造成读者对注释的形式和来源缺乏了解。依据惯例，外版作品的版权问题向来都由出版社洽谈，哪有个人（譬如笔者）就此问题与国外版权方洽谈的？陈先生的“爆发”，显然找错了**对象。
国内对福学介绍颇少，读者无法领略其魅力。笔者业余花费大量精力完成此书，无非希望这套书能够成为引领福迷进入福学殿堂的敲门砖，绝不是借此成为所谓的“国内第一福学名家”。笔者不是“名家”，更非“第一”，仅为一爱好者罢了。2011年初，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笔者编著的《真实的幻境：解码福尔摩斯》。此外，笔者还翻译了兰萨姆·里格斯的《福尔摩斯探案笔记》（万卷出版公司，2011）。不论是这两部作品还是其他地方，笔者从未自称“国内第一福学名家”。而出版社以及某网上商城在销售《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时使用的宣传语纯属他们自身行为，不应让笔者“埋单”。陈一白先生以商家的宣传文字攻击笔者，实在毫无道理。
如果陈一白先生对原版的福尔摩斯注释本真正有所了解，应该知道这类作品都有一定的惯例。注释者的大部分工作是汇编、整理、收集各家说法，一一插入正文相关地方。这里面的大部分注释内容并非注释者本人的研究成果，比如克林格的福尔摩斯参考文库中基本都是引述各家福学观点而没有多少自己的观点，当然也会有部分注释是注释者本人的观点，这种情况在巴林-古尔德版和牛津版中比较多。注释也有一定的体例，比如，针对福学界的各家说法会列出来源，包括持该说法的作者以及发表该观点的作品；而针对一些事实性的资料，诸如人物、地点、名物等，仅仅做出客观陈述，并不列出来源。
笔者在图注本中大致上也是按照这一惯例。比如，《冒险史》第十八页中，提及艾琳·艾德勒有可能是历史上的莉莉·兰特里，笔者给出此观点提出者是朱利安·沃尔夫。而年代学问题均注明是巴林-古尔德之观点。至于事实性资料，笔者照例不会一一给出来源。
碰巧的是，陈一白先生指出笔者在兰厄姆旅馆开业时间上的错误和克林格的新注释本如出一辙，遂信誓旦旦地写道：“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无论如何找不到伦敦朗廷酒店开业于1863年6月12日的记载。”的确，“6月12日”这个日期错误犯得相当蹊跷，在陈先生看起来应当是克林格的“独家”错误。其实不然，这个日期同样出现在巴林-古尔德的注释本中。由此可见，克林格该条注释的出处其实是巴林-古尔德的注释本。克林格也没有标明资料来源，故而陈先生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克林格的个人成果。至于巴林-古尔德的错误是否另有出处，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调查。克林格的注释还有很多与巴林-古尔德的注释类似，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巴林-古尔德的注释本搜罗了1967年之前的大量福学观点和资料，克林格的新注释本也不可避免要引述类似的观点和资料。
另外，笔者在《波西米亚丑闻》中写道：“有的报纸将《波西米亚丑闻》更名为《女人的智慧》（《巴尔的摩太阳周报》）、《国王的情人》（《波士顿星期日全球报》）等等。”克林格的注释并没有给出更名后的小说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其实这里的说法源自牛津版注释本，牛津版在书目资料的注释上比克林格的新注释本要详细一些。
陈先生还判断说：“也许刘臻先生确实为了这个小小的注释而亲自跑去英国查阅1887年的《泰晤士报》，但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实在太过匪夷所思，超乎我的想象力。”其实，查阅《泰晤士报》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如今不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刊都有相关的电子数据库，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方方便地获取从创刊以来的任何一期报纸。当然，这条注释源自巴林-古尔德的年代学研究，可以在他的相关文章里找到。笔者亦没有删去持该说法的作者的名字，很清楚地说明了这是威廉·S. 巴林-古尔德推理的，并不是笔者的独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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