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冥冥之中，性格决定命运。德川家康，隐忍多年，终于熬出头了。光绪皇帝，喜怒显于色，总是让“亲爸爸”不放心，竟然熬不过70多岁的慈禧太后，先于太后一日魂归深宫。做了十几年的笼中鸟，光绪从祖宗那里继承过来的家国志向并没有被消磨掉，总想着太后早日放权，自己也好放手一搏，整顿山河。18岁那年，他面对众多的秀女，竟然感到惶恐不安。得到“亲爸爸”的首肯，可以选自己喜欢的人，他满心欢喜地走到珍妃面前，太后的咳嗽声传来，他不禁颤抖。
1898年6月11日，27岁的光绪终于鼓起了平生最稚嫩的勇气，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开始变法。时过境迁，人们始终不能迈过耿耿于怀的心理坎，不愿意原谅慈禧横插一杠的祸害，不愿意相信年轻有为的光绪被打败。
张鸣教授在新书《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发出沉重的叹息，感叹光绪与康梁维新派政治上的幼稚，进而大胆设想：“同样是奉旨变法，假如当年维新派不是捧光绪，而是捧西太后，情况将会怎样呢？”“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深知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都说历史不能假设，可是历史已经给了慈禧一次假设的机会，只是权力不倒翁丝毫没有抓住历史机会的诚意。历史已经证明，从1898年百日维新被颠覆，到1908年去世，整整10年的时间，慈禧仍然在慷慨激昂地玩虚的，仍然在大踏步地走形式。历史也早就证明，在“同治中兴”的岁月里，张之洞这样的实干派地方大员组成的维新派阵营，难道没有热捧慈禧吗？结果呢，洋务运动最终也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如果人员班底，从政治成熟、实干的循吏张之洞，换成政治幼稚、清谈的国士康有为，慈禧最后十年的“变法”更无不失败的道理了。
我相信，在1898年的关口，不仅康梁维新派其实别无选择，只能坚决与慈禧决裂，而且任何希望变法图强的仁人志士，都不可能选择政改败绩累累的老太婆慈禧。明摆着，慈禧是一个错误项。
可悲的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康梁没有认清形势，选择老骥伏枥待来日，而是仓促上书，寄希望于懦弱无能的傀儡皇帝。更可悲的是，在韬光养晦的日子里，光绪没有认清形势，选择养精蓄锐待来日，而是仓促变法，起用一些夸夸其谈的热血中年。
这对君臣，实是对悲催冤家，彼此祸害。这次变法注定是一场自杀式的宫廷政变！从变法的那一天起，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变法第五天，慈禧太后便免去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之驱逐回籍，又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这时候，光绪和维新派在做什么呢？七月中旬，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太仆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门和地方部门，据时人描述，“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
两相对比，高下立见，结果了然。慈禧老谋深算，总在唱红脸，笼络人心，培植势力，确保京师在自己的掌控中；而光绪幼稚鲁莽，总在唱黑脸，拼命得罪人裁人，不知道争夺人事权和兵权，丝毫没有实权的亲信。直到慈禧太后要发动总攻前夕，光绪才想到，临时提升荣禄的下属袁世凯为侍郎，晚矣。一个揽权成性、精于权术的垂帘太后，与一个徒有雄心全无谋略的少年皇帝，终于在1898年忍不住相遇了，火拼了，这真是大清子民的不幸与悲催。
政治改革，表面上是制度、办事效率的改革，实质上是人事关系、利益的变动。任何政治理想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为诱饵，以亲信官员为支撑。没有利益驱动，没人愿意跟着干；没有亲信官员打头阵，事业无以为继。在维新过程中，光绪本无实权，却不断树敌，将自己置于官员的对立面，焉能不败？
张老师则想得更深：“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我想，这话不仅是对康梁维新派发出由衷的痛惜之情，想必也寄寓了许多当下的期许。
在一个大而无当的国度，利益纠葛、社会矛盾交织日益白热化的情况下，社会共识的形成几乎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向左转的人，幻想均田地，打倒富人资本家，共享公平的天下。向右转的人，幻想学得民主真髓，播撒到神州的每一个角落，让自由的阳光拍打每一个幸福的脸庞。他们或许都觉得身负天下兴亡之责，高举神圣为民的道德旗帜，欲以满腔热血荐轩辕，然而，不论向左向右，谁能避免一厢情愿地追梦，却忘了留心脚底下的石头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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