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陆建德《导言》 《巴黎评论·T.S.艾略特》（1959） The Waste Land and other poems （Signet Classic）
《荒原》读后感(十)：T.S.艾略特的标准
T.S.艾略特的标准
——评上海译文五卷本《艾略特文集》
（发表于2012年8月18日新京报，题目有修改）
约两周前，在收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五卷本《艾略特文集》之后，在翻阅它们之时，我发现自己所读到的似乎并不只是那些还算熟悉的诗句和批评文字，同时，对诗歌及诗歌批评的阅读行为及理解行为也在被一个更大的视角阅读。如果说这发现并非毫无意义，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就需要得到解答：在今天，当我们在读这个二十世纪英语诗人的总计五卷厚的、充满太多回声的文本时，我们在读什么？
一般来说，一个使用他国语言的诗人在他刚刚通过译介而被知晓的时候，与他在今天所被读到形象总是多多少少存在差异；如果这期间相隔了几十年（不是几年，也不是几个世纪），传播与接受在这个诗人形象上留下的变动印记很久就会获得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另一方面，差异经常表现为评价的上升抑或下降，因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个体的诗歌风格在某个语境中的评判标准究竟是随这个语境自身的创作趣味而变动的。可是在T.S.艾略特的身上，至少在最近约三十年，汉语诗歌读者所见证并非他地位的升降——他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降下来——而是对诗歌及诗歌批评之标准的不断阐释，而且，这种对标准的阐释也不断应用于当代汉语诗歌自身。
从任何角度来看，艾略特对中国读者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都无疑是诗论《论传统与个人才能》及长诗《荒原》。尽管关注《荒原》的人大约会更多，我还是想先简略谈谈前者，以及作为文学批评家的T.S.艾略特；从最直观的方面讲，批评文字究竟占到了这套《艾略特文集》中的三卷，我觉得这也——如果没有低估其作为批评家的分量的话——恰当地展现了艾略特的身份构成。作为其最早被翻译进来的文字，《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在中国的影响已约有八十年，似乎已成为作者诗歌理念的最佳印证资料。只不过，艾略特自身的创作并非一成不变，这篇文章也并不能完全涵括其批评家的面貌。“逃避个性”及“一条白金丝放到一个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里去的时候所发生的作用”等话语会给不同读者带来“感情”与“经验”之关系的不同顿悟，以及此后的不同困惑，徐迟“抒情的放逐”与穆旦“新的抒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艾略特的说法并不容易确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时至今日，汉语诗歌的写作者也仍在这个问题及其衍生问题上做着争辩、阐释、误读和对误读的误读，像操持着一个难解的隐喻。
但事实上，艾略特之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明晰，他很少用晦涩曲折的复杂隐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直观的明喻则总是将其确定性的叙述更确定地展现。不幸的是，明晰往往会带来断章取义式的误读，而出于对隐含意义的畏惧，晦涩却往往在被解释被引用时受到更多谨慎的保护。幸运的是，读者现在已有更多的文本来迫近艾略特的明晰之处，如“比较和分析只要把尸体放到解剖台上就成；而阐释则始终必须从容器中取出身体各种部分并按原位把他们拼装”（批评的功能），如“文学批评的一个功能是作为嵌齿，来调节文学鉴赏标准转变的速度”（《古典文学和文学家》），如“某一语言的伟大作家应该是该语言的伟大仆从”（《但丁于我的意义》）。而且，还有一件事可以加深此时我所说的此种“幸运”：这些文章的译者包括了李赋宁等对文学翻译有着高深造诣的学者。
对《荒原》而言，太多的介绍则会显得冗赘，甚至1922年艾略特选择将其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标准》（The Criterion）杂志创刊号这一事件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案例，被诸多文章讨论。而从1937年赵萝蕤翻译的单行本发行（虽然当时只印了350册）开始，《荒原》及“荒原”意象也成为中国诗人进入西方现代精神世界的一个标准门径，至少，是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大多数读者都会默认：如果说里尔克同在1922年完成的《杜伊诺哀歌》试图探究的是基督教精神的个体可能性，那么《荒原》则追寻着基督教精神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可能性，这两者也正是二十世纪上半页的诗歌创作在两个向度上的里程碑，构成了现代主义诗歌在那个时代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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