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并没有直说，可是海明威的著作《太阳照常升起》却是这个小说里面唯一一个指明了书名和作者的作品。《太阳照常升起》里面讲的是“迷茫的一代”和享乐主义的青年。而布洛克笔下的艾比盖尔却是开始了苦修的生活。在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灯塔生活中，她并没有找到自我。她只是刚刚开始发现可以有一个新的“艾比”而已——当旧的“艾比盖尔”随着大火燃烧殆尽之后。谁都不能为一个人铺好一条生命必经之路，除了这个人自己。前面可能有数不尽的车马轿子等着载你一程，但是前提是你要接受这些车马轿夫，将自己放到这些便利之内。有些人只消把话讲出来给人听听，就可能指出一条明路来。有些人自以为是这种人，成日价说些人人皆知的废话。有些人虽不这般自视，但以一颗真心示人，就足够了。可是这颗真心也是经历众多修修补补，早已是颗破旧之心。带着一颗越来越破旧不堪的心，这条人生之路，除了自己之外，无人能替，无人能帮。就好像鳏寡多年的摩尔和露丝不能指导艾比盖尔怎样走出丧亲之痛，就好像艾比盖尔不能帮助众矢之的纳特主持正义一样。丧亲之痛，只能经历，不能逃脱。道理谁都明白：走了的亲人也希望你会好好活着，活得更好。可是摩尔花了几个月的工夫都不能穿上鞋子走出房门，艾比盖尔也远离了父母和心爱的工作，只身一人来到一座本就荒凉的小岛上，住在最荒凉的灯塔中，想要在亡夫爱过的地方寻找内心的安宁。内心不安宁的时候，走到哪里不安宁的。但是永远地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之后的人生路，仍是艾比盖尔自己的路，没有一个人知道它通往何方。她只能继续往下走，无论是不是正在饱受灵魂的困扰。“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路还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攀登得比任何时候更高了。”
艾比盖尔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自我呢？布洛克开篇就说：她恨的是“永不”这个词，因为它代表着彻底的不可能性，并且拒绝逻辑。身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词典编纂人，她对于任何英文单词都有在欧洲古老语言中寻找词源的职业习惯，她能理性、逻辑和历史的态度看待英语语言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她也能够用同样的智慧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生惨剧。但是，哀伤是不可控的。她被巨大的哀痛伤得麻木，她应当怎样找回自我？她怎样才能认识哀痛中的自己？不断地挖掘内心，难道不是一种折磨人的危险做法吗？放弃寻找内心，离自己越来越远，之前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现在——作为历史的结果——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时记住会比遗忘更加糟糕。艾比盖尔太明白这个道理了。记住会留下另一种伤疤。可是她仍然禁不住回到回忆之中（谁又能够不回忆），她审问自己：迄今为止她想要过什么？她的父亲说曾经说过：要小心你希望得到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想要的反而是对你最坏的东西。后来她自己也发现：“你是一个哲学博士，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而你现在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守夜人。” 她以前的生活到此已不再适用。过往已在火焰中随她的家而灰飞烟灭。在这座礼拜岛上，她并不是原来那个备受尊重的词典编纂者艾比盖尔，也不是原来那个母亲、那个旗子。她只是灯塔的看守人，夜间的保安员，只是一个对住自己说话、挑起打斗而且从头到脚都布满伤痕的一个女人。艾比盖尔将不得不重新定义一组新的词汇表，好让自己学会礼拜岛上的语言。悲剧和创伤并不能构成逃避现实的借口。所有的一切都在等着艾比盖尔去正视，包括她自己。有待思想的东西的伟大之处极为伟大，因为历经从古至今的圣人和哲人以及智者、学人的筛选、研究和思考，居然还有待思想。——比如：创伤之后的心灵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自我治愈。我们本来总是要从乐观主义出发，认为事情是可以诉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令一个悲观之人不对这种想法产生鄙夷一笑就已经十分艰难了，何况是身处绝境的悲观之人。
波伏娃的咖啡馆和小剧场，小说和剧本、萨特和纳尔逊•奥尔加让她自己一生都感到自我的存在。而艾比盖尔现在却只能通过打扫灯塔来寻找自我，因为她的私人图书馆和房子已经烧毁，她的丈夫和儿子已经去世，她现在只有仅存的一些书和一座灯塔。一个个人从思想方面不可能把世界整体看得十分透彻，以至于能够给出实践的只是，尤其是当实践这件事本身还要考虑到要为自己的思想重新找到一个基础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个人自己思想方面做不到的事。如果一个人期待自己的思想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未免对于自己的思想要求过高。但是要真正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肤浅的悲观主义者能够做到的，只有真正经历过思想的努力抗争而不得的人才能够真正说：思想本身有其致命的无能为力之处。只有交给时间，只有交给实践。在实践与时间之中，思想只有保持麻木不仁，才能在某天突然发现一个全新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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