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商业利益追逐统治了文学场的许多活动，这里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曾念长在《中国文学场》里面有论及，本人觉得这点是著作尤其值得关注之处。我们往往会把文学场的分化说成是传统与新锐的矛盾，传统文学观念与新锐文学观的分歧导致执掌文学场话语权的年长辈与反叛传统的年轻一辈形成成员结构上的分化，而忽略一个重要的因素——商业意识形态。文化消费不仅仅是出版销售，它需要一连串的文化刺激，包括商业炒作，文化传媒打造的文学畅销书无一能够离开商业意识形态的催化作用。商业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文人入仕之外，当今还盛行一种“商用文人”现象，其实布迪厄对此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新型文化媒介人。所谓新型文化媒介人，即文化资本占有者，进入媒体、充当了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者，比如曾在著作中提到的易中天、诗人书商等。新型文化媒介人似乎比“商用文人”更正式，色彩更中性些。新型文化媒介人在文化作为消费品的消费时代非常活跃，曾念长认为“商用文人”导致了文学场分化为纯文学生产场和大众文化生产场两个次级场域，后工业社会商人成为了统治者。这里他引用自己的论文《“官商传统”的盛世危机》进行了补充论述，该文提到他的“阶层对偶论”，认为“商业意识形态与家国意识形态的对偶关系”，进而对“商人”概念进行了廓清，认为“商人”在后工业社会里充当了社会统治者。他分述了社会统治者与国家统治者的区别，社会统治者是一种“弥散型统治者，它们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社会扁平化时代充当着各类社会分散群体的权力代表和生活领袖”，而国家统治者则充当商业统治者的意见执行人，这一点常人估计比较难认可，因为传统中国历来的抑商政策和民间社会对于商人的成见难以消除，而对于政治权利的崇尚则无比顽固，于是这个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游戏规则往往容易被忽略，也很难得到认可。当然，中国也尚未进入后工业时代，曾念长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中间过程’”（指商人成为社会统治者的过程）。正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这种“中间过程”，当代中国才出现诸多“文化乱象”。如曾所例举：“比如商业意识形态的娱乐手法被家国意识形态迅速吸收，从而制造了当下全民癫狂的状态；再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大胆采用了商业意识形态领域的炒作手法，结果是自取其辱……。”这种乱象在文学场的表现也异常频繁，在曾著此书的后半部分，有大篇幅的记述，比如文人学者主动借用炒作手段或者被商人炒作成为“明星”。这些现象似乎可以从这一视角加以探究，但正如曾提到的“官商传统”问题，传统中国的官备受尊崇，商人则有“积弱”的传统，商人如何让自己的商业意识形态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呢？或者如曾所说：“由于缺乏一整套与现代商业社会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国商人很难成为一个身份独立的时候阶层。”也就是说，“官”依然是“商”的支配者。综合所有，我们可以察觉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表现在文学场里面，则有体制，即作协等作为政治机构力量或者说因素的渗入。因此在考察中国文学场的时候也就显得难度颇大。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关系，体制内文学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商业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体制内文学“集团”、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关系，体制外的文学与主流政治以及商业社会的关系，后者又呈现出拒绝商业与联合商业的现象……这些关系的划分把鱼龙混杂的文学场状态结构化，这也难免会遮蔽一些在这些关系之间游离的成分，那么对于乱象丛生的当下中国文学场，又如何去结构化呢？
我注意到曾著封面底部有行文字这样写道：“一个由新的权力格局组成的文学场正在慢慢形成。”这是出版物的宣传语还是著者自己的观点呢？就从著作全篇内容来看，我并没有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结构明显的文学场，当然也许正意味着它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尚未形成，于是难以察觉。著作从第四章到第九章分述了文学场内部的六大子场域——国家、学院、民间、批评场、新媒介、传统媒介（纸质出版）——这些场域都不是封闭的，只是分析的入口而已，比如批评场就涉及了国家、学院、民间以及媒体。仔细阅读著者对这些子场域的分析，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现象是结构性质的还是解构性质的呢？著者把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事件细述了一遍，其资料可谓相当详实，阅读起来有围观乱象的趣味感，加上著者用语的风趣，不愧是一本好读的学术著作。不过，在著作分析大幅的这些文化现象后，与著者认为的新文学场正在形成好像存在某种矛盾。我们知道，多数文学现象是在商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喧哗起来的，它们成为解构（作为**、分化意义使用）传统文学场结构的事件，这个解构过程不仅仅是文学场的解构再结构过程，而且是大众文化的娱乐和游戏成分，那么文学场的再结构又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同商业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相矛盾吗？商业利益需要媒体不断地制造文化事件，而且要求新求变，才能保持大众的围观热度，这种文化游戏不能结束，商业需要游戏的维持才能赚取利益。所以，商业意识形态主导的后工业时代，或者说文化游戏兴盛的后现代时代，文学场不是能够形成的，而是始终处于“结构—解构”过程中，大众文化需要文学场的嬉戏，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维系着文学场的“结构—解构”过程，游戏会始终进行着，因此现象、事件也会弃故揽新，类似于媒体追逐新闻，层出不穷。著者后记中写到计划每五年、十年对此书进行更新、补充，本人认为，这种补充尽可以绵延不断，但不需要关注这个“文学场”到底能不能够慢慢形成，重要的是这个“慢慢形成的‘场’”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看看“文学场”里的成员们都在以什么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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