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曾长念可算是一位“剑宗”高手，不仅因为他语言张扬、文风泼辣，而且在其行文中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学术体制内批评话语的不屑。
说实话，我很欣赏这样直言不讳，甚至有些江湖气的批评家。
在图书馆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山寨”气息：不明所以的封面让人很难弄清本书要说些什么，仿佛作者要把一切都塞进书里去似的，翻开目录，最后几章居然只有标题而没有对应的页码！喂！这编校也太负责了吧！
不过读了张柠先生的序言，我对本书的内容还是很感兴趣的。将批评从抽象僵化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贴近文学的本来面貌正是文学批评者的使命，对此我毫无疑义。作为学术体制内一介无名后辈，我也时常对体制外批评家信马由缰的自在感到羡慕。管它“剑宗”、“气宗”呢？
在正文的第一部分，作者抛出了五个关键词：文学场、纯文学、大众文化、文化事实和商业意识形态。除了“文化事实”，其余四个都不能算是作者原创的（商业意识形态是将“商业”与“意识形态”两个术语作了一个嫁接，除非有人觉得“苹果梨”也算是个新物种）。一般来说，一个原创的学术概念往往意味着研究者的创新点所在，尽管作者将这个概念讲得神乎奇神，但我又隐隐意识到有些不妙：这是一个无所不包又很难操作的概念，很难应用到具体的文化批评中去。
看到这里我还是准备给本书以四星的，不管怎么说研究一段距今不太遥远的、较长时段内的“文学/文化”现象还是显示出了作者极大的学术抱负的，毕竟最难写的历史就是当代史。
但是不幸的是随后的阅读应验了我的担心：在本书中，“文学场”这个概念出现的次数最多，“纯文学”和“大众文化”偶有提及，至于“文化事实”和“商业意识形态”这两概念则被抛到爪哇国去了——作者并没有兑现他在方法论上的许诺。
作者文风张扬诡谲，喜欢用华丽的修辞把一些比较寻常的观点包装得耸人听闻，这种对修辞的偏好让我不能不想起另一位成名已久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果然在《后记》中，作者提到了朱先生的大作《流氓的盛宴》。本科阶段，《流氓的盛宴》是我的案头书之一，激发了我对文化批评这一专业的无尽想象。可惜如果说朱大可是韩愈，本书作者就是刘叉：激烈犹有过之，灵动则未足。何况即使是朱大可本人浮华夸饰的文风在学界也是毁誉参半。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不太成功的批评著作，反映出了作者过大的野心和过强的主观色彩。其实“气宗”和“剑宗”本无优劣之分，学院派长于理论思辨，媒体批评家长于对最新现象的灵活应对。但写作却有一定之规：一篇千把字的时评短文讲求又快又狠，可以依靠修辞技巧和作者的灵气，一篇几十万字的长篇批评著作则必须依赖对材料的广泛占有和对批评对象的深刻把握。“剑宗”宜于速成，要有长力则非赖“气宗”不可，此足以自戒。
《中国文学场》读后感(六)：商业统治能够形成“场”吗？
对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任何一个学者利用它来进行社会分析都要注意语境差异问题。经过二十世纪的革命历练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无比复杂，甚至是混乱，要利用场域理论去分析中国社会，那种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只就资料数据就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其中。落实到文字上，论述的入口和角度就有难度，因此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学研究肯定更加困难。而相比于这种困难，就文学或者说狭义的文化领域进行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应用似乎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用场域理论分析具体的文学场域，一种对于当下中国社会进行全面分析的妥协和希望看透文学场的野心也许是曾念长新著——《中国文学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的主要初衷。
对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从众多学者那里了解的会是分门别类后的风格论述，或者是年代划分下的著作列述……这些似乎显得零散而不尽人意。而且，那种论述作为传统文学史观观照下的论文式表达，学者的判断、兴趣取向难以避免地进入其中，那么，如何抛弃这种趣味偏向或者另辟途径来进入这最近的文学发展现场呢？布迪厄场域理论关注场域内资本、习性的重要性，认为场域是有结构层次的，场域内的资本（包括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等）是形成结构的参照物，而从拥有资本的质（类别）和量（多少）的区别上进一步结构了场域。习性是场域内结构化之后形成的，习性可以从不同资本的掌握上（也即不同阶级背景中）进一步建构场域结构。因此，场域结构通过资本和习性维持着，而如果想打破这种结构，那么资本的积累是为必然，它包括不同资本之间的较量和资本多少之间的竞争。这种较量和竞争难免会呈现激烈和温柔等多种方式、姿态，这些姿态在文学场内就表现出了批评/批判和声援、理解等声音，这些声音在过去主要通过报纸、期刊进行传播，而在如今网络媒介时代，文学场虽然不再占据热闹场，却总也忘记不了自己曾经的辉煌，或者放不开读书入仕的传统桂冠，时不时地不甘寂寞于冷场域，主动“出风头”招引媒介场的文学狗仔队来把他们引入媒体，进而进入文化这个热炉灶，在文化场域里抛头露面。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还有文学内部的争论声音不小心被传媒场的文学狗仔队逮着，也不情愿地被拉进“文化”火坑；也还有文学场内受到场域外声音的“干扰”而陷入“文化”热炕的情况……在众多类似的文学论争、事件成为社会性的文化现象之后，给大众呈现出了一种娱乐化的狂欢效应。年轻一代的文学与传统或主流文学形成结构性的较量，夹杂着互相渗透的现象，每次较量和渗透都可以在媒介的作用下上升为文化现象，扩大成文化效应，可以让大众娱乐一阵，而让大众娱乐的时候也就是媒体获益的时刻。媒体的商业追逐需要，于是出动文学狗仔队进入文学也进入大众文化圈，在这两者之间（当然他们有些甚至可以冒充这两者）进行一种负面形容称做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正面形容则为对话沟通、中介服务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媒体炒作的一部分，是市场运作的需要。因此，不论是文学场内部的争论还是文学场内部与外部的“交火”都成为了媒体中介化作用后的文化事件，这些文化事件无不暗示着某种潜在的商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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