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对冤家，这事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只是，曾、左从什么时候结下梁子，知道的人或许不多。咸丰三年（1853年），作为“空降”的团练大臣，国藩在长沙组建湘军，但资源有限，国藩向在籍高官、地方素封之家劝捐。
只是，“劝捐”二字说得好听，一旦执行，往往成了“勒捐”。谁家有钱，又不听劝，则绑了他家的人，让他家花钱来赎。陶澍，湖南安化人，前两江总督，当时已过世，留下孤子陶桄主持家事。国藩向陶家劝捐，陶家不给，国藩即遣人捉了陶桄，声称为富不仁、不念国恩，且有勾结地方匪类嫌疑，需暂行羁押，配合调查。他用这招勒索了不少湖南的大户人家，都能得手，却没想到，陶家不是善茬儿，令他得不偿失。
得，是陶家终于屈服，出钱免灾。失，则谓国藩拿了这笔冤枉钱，还没焐热，就被各方势力联手赶出了长沙。陶桄的姐夫，叫胡林翼，还好，没因此与国藩叫板；可是他的岳父—左宗棠则对女婿的遭遇大致不满，要讨还公道。事隔多年，国藩淡淡地说：“左季高（宗棠）以我劝陶少云（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而在当时，动静可不小。
名义上，宗棠只是巡抚的幕客，用今天的话说，不在编制内。实际上，宗棠拥有巡抚的权力。他任免官吏，调遣军队，分配财物，审讯案件，甚至自行草奏，盖用巡抚公章，鸣炮发送，而在此过程根本无须向巡抚请示。不知道的以为湖南巡抚是骆秉章，明事儿的就知道湖南巡抚是左宗棠。
国藩难道不明事儿？他有苦衷，太缺钱了，为了钱，只能装作不明，只能装作不知道陶家与宗棠啥关系，对宗棠的女婿也是绑架勒索了再说。既然如此，宗棠也不跟他客气。当然，高手过招，不露形迹，宗棠不会傻到直接批评曾国藩的勒捐行为——说实话，他也干过这种事。宗棠的反击，是全力维护湖南官场的权益，尽量不让曾国藩占到便宜—他作为巡抚的首席智囊，在其位谋其政，无可厚非。
于公，巡抚骆秉章乐见事态如此发展，于私，他与宗棠同气连枝，连带着对国藩也不讲礼貌。所以，国藩才说“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都是堂堂大员，咫尺之隔，竟然连见面说几句客套话这样的虚文也不讲了。双方势成水火，可以揣想。
结局大家都知道，省城官场在巡抚的默许下，对国藩群起而攻，国藩扛不住，只能逃往衡阳，另起炉灶。至于四年后，国藩从江西回来，宗棠借题发挥，痛斥他不忠不孝，论者或认为这是曾、左交恶的开篇，其实错了。唯有国藩知道得最清楚，他们哥儿俩的梁子，早就结下了。
咸丰八年（1858年）秋，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同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常来会商，一时间，大佬云集，蔚为盛况。大佬们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一旦形不成共识，则常能擦出文斗的火花，甚至还演出武斗的闹剧。
左宗棠在营，称呼他人从来都直呼其名，唯对曾国藩客气一点儿，叫他“涤生”（国藩字）。有一次，两人辩论，互不相下，曾国藩为缓和气氛，乃改换话题，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谓老弟你莫总是牛气烘烘，非要跟我对着干；而联中巧妙嵌进“左季高”（宗棠字）三个字，算是一半玩笑一半顶真。左宗棠正在气头上，不假思索对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其意则云：我看你不过口头救国，真论经世济民之术，你是屁都不懂；下联也嵌进“曾国藩”三个字。但是，这是直呼其名，比起上联“季高”的字呼，极为无礼。
曾国藩本拟借对联化解纷争，孰料引火烧身，反被左宗棠狠狠修理一顿。两位大佬嬉笑怒骂之间，却是谁也不服谁，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这一回，又是曾国藩吃了个憋。要说吃瘪这事，曾国藩也算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的翘楚了！不仅在左宗棠这里吃瘪，还在洋人那里得了白眼，而说起这事儿，则还要说上四大名臣中的另一位——李鸿章。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上不协于天心，下不理于众口，同侪借机倾轧，旧友驰函责备，他实在挨不住，对外说了一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套话，私下，则写好遗书，交代后事，准备以死明志，洗刷“汉奸”“卖国”的污名。
彼时的“洋务”，略当今日之外交，这门事业，三百余年来，从来不是一件好办的差使。当其所谓“盛世”，主事者要配合圣上的天威，不能不骄横；而在所谓“衰世”，承乏者为圣上做挡箭牌，又不得不谄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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