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克门在中学时就是尖子，除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外，他还是学生会主席、市演讲赛和城际游泳比赛的冠军。但他却被间歇性的抑郁所困扰，就在当选学生会主席不久本该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身心俱疲，毫无底气”，琢磨着“如果我突然消失，世界也未见得有什么损失”。这种有些无厘头的纠结是布莱克门性格中很鲜明的特质，体现在日后他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他的生命中一定不能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拉他一把的“贵人”。当布莱克门读完哈佛的四年本科，准备攻读该校法学院的时候，他又纠结了：是继续学业还是休学一年教书贴补家用。此时一封长信飘然而至，来自布莱克门幼儿园时就相识的哥们，信里说：“我见到过许多怀揣雄心壮志或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受到外界薪水**，内心常常焦灼不安，这些人往往在离开学校一两年后，就不再碰法律书了。我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提醒你一下，总不是坏事。”因为这封信，布莱克门终于“坚守至最后”。写信的哥们叫沃伦•伯格，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做了布莱克门16年的顶头上司。可是到了最后，这两位儿时的好伙伴、成年后的好战友，竟因为司法理念和个人性格上的种种冲突，渐行渐远直至不相往来，不能不让人感叹世事无常，人生如戏。
布莱克门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当过律师，也做过一个诊所的法律顾问，直到51岁那年，他才出任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又过了十年，布莱克门被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提名，经参议员批准，开始了他的联邦最高法院之旅。
就像每个歌星都有自己的成名曲一样，布莱克门在最高法院的舞台上也留下了他的代表作：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是最高法院在1972年审理的一起案件，最终九位大法官以7票对2票的结果宣布德克萨斯州一部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表达了最高法院充分尊重并维护妇女堕胎自主权的态度。该案在宣判后即引起轩然**，支持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都很激烈。作为判决意见主笔的布莱克门，不仅获得了分别来自两大阵营的“女权斗士”和“婴儿杀手”的称号，还收到了数万封抗议和诅咒的信件。严格来说，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是集体意见的产物，由布莱克门一人承受炮火并不公平，但作为执笔人，布莱克门又确实是反对者眼中最合适的靶子。时隔三十几年后，布莱克门还是认为自己能够撰写该案判决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人总是在争议中成长”。
有意思的是，支持布莱克门的道格拉斯大法官也没逃过零星火力的攻击，一次庭审时，他递给布莱克门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收到一堆祝贺堕胎案一周年的信，内容可比往年更加肮脏龌龊。最棒的一封居然‘祈祷我的心脏起搏器失灵’。”
调侃归调侃，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可不敢真不把民意当回事，在每起案件的权衡过程中，民意始终是大法官们心中一个分量很重的砝码。这么说或许和我们国家很多人对美国法官的想象——不食人间烟火的民意绝缘体——很不相同，但想象终究只是想象，事实是，民意不仅在美国大法官们的心中装着，也经常在他们口里念着、文中写着，布莱克门就曾在关于监狱虐囚案的审前备忘录里写道：“我们必须考虑今时今日的社情民意。……法院的良知来自普遍的民意。”他们不忌讳谈论民意，他们也关注舆论的声音，布莱克门就一直保存着民意测验专家乔治•盖洛普1972年6月就公众对堕胎的态度所作的一份民意调查，恐怕很难说布莱克门的判决意见没有受到调查结果的影响。法官当然应当有所坚守，坚守法律的底线，但法官也不应当谈“民意”色变，不应当太高估自己对正义的理解，更不应当太低估民众对公理的判断。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无法无天”的灰暗岁月，所以我们渴望“法治天下”，但我们也要防止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法律无用”不对，并不意味着“法律万能”就是对的。近几年有个别被媒体热炒的案子，一些法律精英是不是也应当反思：为什么自己的看法会和民众的看法差得那么远？就简单归咎于民众不懂法吗？是不是有点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一份判决，哪怕再符合经典著作中的大道理，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众如果不认同，它的价值又由谁赋予？它的目的又是造福于谁？远在约2500年前，罗马的十二铜表就有这样的结语：“人民的幸福即是最高的法律”，这句话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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