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元代来了，最野蛮的民族碰上最有文教的民族，结果可想而知。蒙古人见过世面，基督、伊斯兰、儒佛道、喇嘛教、印度教等都见过了，但都瞧不起。蒙古人被伊斯兰征服了，也就配那样，他们和儒家无缘。在汉地的元朝也固守自己的喇嘛教的“体”，儒法不过是“用”，但他没有彻底适应这只中央帝国的巨兽，最终溃逃到草原。
但元朝把这头巨兽给解放了，知识分子的理论不受用，反智主义蓬勃发展，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主奴化，家奴化，从此士人不再是皇帝的同道者，而变成了下跪的奴才。而道学也就变成了洗脑术。
明清帝国是绵延不尽，明朝的农民皇帝，清朝的野蛮民族，都跟着元朝走专制之路。他们扭转了枪头，把程朱理学变成了统治人民的武器，理学变成了八股文，民间书院统统被收归国有。而他们自己则乐在其上，并不完全遵守这一套。理学被权力腐化，不知道程朱在世，该如何想呢？
郭老师最后讲到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和泰州学派，清末民初的顾王黄三大家，以及清代的考据学，并对考据学给与了社会科学的很高评价。考据学的名声一向被认为是埋首读书，不问世事，如今又被当做科学思维的代表来表彰，这波知识分子从内在的理路来和官方对抗，也算是有了公正的历史评价。道学在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权力化，王阳明的心学，从天道回归本心，乃至后来的回归童心，回归民间，和禅已经少有区别，心学也越来越犬儒化。
这条巨兽也就这样一往无前，开到了1840年，经过了短暂的内忧外患之后，迅速以国民党党国一体的面貌再次出现，并且架上了工业化和科学的翅膀，火力全开。
理学，心学，儒学，都被扔进了垃圾堆，连巨兽都被扔进了垃圾堆，开启了民国的军阀混战。西方有功利主义、基督教道德、义务论、共和主义美德等。经世致用之学也不如科学实用，考据学也不如现代历史学，总之，祖宗有的，西方都有，而且都比你的厉害。那就用西方的理论来约束吧。
民国乱局，百家争鸣，但这次，都是西方的理论互相打架。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进来了，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也都来了，哪一个适合巨兽呢？
按照历史规律，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是讲主义的时候，能够统一中国的，无疑是军国主义。继承秦始皇、北朝、元的，是我党，是马列主义，但实质不过是军国主义罢了。但军国主义可以夺天下，却不能治天下。于是开启了军国主义，即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现代性的这头巨兽，已经嫁接在传统的中央帝国的头上，而现在，官方还是按照巨兽的惯性，以现代儒家来统治，而民间又是三教纷争，百家争鸣。大家都觉得这头巨兽失控了，缺乏约束，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来约束它，如何把它规定在知识的范围内。
该怎么驯服这头巨兽，还是一个问题。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读后感(四)：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试读）
集权帝国哲学的首要问题是皇帝的合法性。由于依附于政治，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
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产生了诸多的流派。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一个前朝的混混打扮成众望所归的皇帝？如何从人心所向的诸侯体制转变成人们普遍认为失败的中央集权制？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叔孙通强调用礼仪来固化统治者的地位，通过对礼仪的刻意强调，去降低、侮辱每一个臣民的人格，来彰显皇帝的权威。他的尝试虽然短期有效，但长期却失败了。
法家和道家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人们的适应之上，只要经过几十年，人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秩序，就会接受刘氏做皇帝。但在如何维持政体上，法家采取了加强权力的做法，而道家采取了放松控制的做法。
法家和道家在汉初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别人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于是，儒教登场的时机到了。
儒教早期的代表人物是陆贾和贾谊，陆贾初步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儒教理论，却由于强调无为，仍然归于道家；贾谊综合了陆贾的“仁义”与叔孙通的“礼法”，希望积极干预社会，却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无为而治，怀才不遇，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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