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作者的的这本书，就我所知道的非官方正式情报，其出版的过程也如同独立电影的拍摄一样，有着奋斗和努力的痕迹。然而这本书终究还是出现在了我的床头书架之上。作为作者同龄人，我很乐意的把它看成是对某一阶段奋斗的总结，以及对我愚蠢懒惰的鞭策。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读后感(四)：关于独立电影
我看过的独立电影很少，因为没有渠道了解和接触。偶尔的机会，看到贾樟柯的《小武》，惊为天人；又有一次，在网上看到《图雅的婚事》，回味无穷。自此，开始关注中国独立电影制作。
在我的印象中，独立电影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说其类似于纪录片，是因为太接近真实；说其类似于故事片，是因为有比较完整的人物和叙事逻辑。正是这种真实的力量兼具美学欣赏价值，深深地触动着我。
拿到李名这本《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的稿件时，我曾经异想天开地问他：“最好是把书中所有的独立电影制成光盘，和书配在一起。”他笑笑说：“这怎么可能？这么多电影，版权无法解决。”我不死心，问：“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看到这些片子？这样我可以在书上标注出来。”因为，我相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看到这本书，一定特别想去看看这些珍贵的电影。他仍然无奈地摇摇头。我又尝试着在网上搜索这些电影的视频，大多未果。正如书中很多独立电影导演都提到的——中国独立电影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推广和发行渠道。
这本书主要记录了16位导演的作品及访谈。他们很幸运，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任何人只要有冲动，都可以完成属于自己的影像作品；他们也很艰难，要忍受资金的匮乏、不尽如人意的体制和不为人知的寂寞。但“至少可以使电影这样一个工具，去进行自我的认识，去发现我们同情的人，去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摘自张元导演为本书所作的序）
而我能做到的，就是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有这样一些电影的存在，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读后感(五)：要么独立，要么世俗
要么独立，要么世俗
——读李名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
■禾刀
老实说，本书中介绍的16位导演，只看过韩杰的《hello，树先生》，感觉那是部特别奇怪的电影：不太乐意屈从于普通电影的套路，也不太在意大众观众的感受，画面努力呈现的，却又是当下农村“被上楼”大背景下震撼人心的生存状态。
底线与边缘，这是独立导演们游走于光影世界最为看重的主题。从16位独立导演的作品来看，涉及的人物大都是“古惑仔”、**、流浪者、乞讨者、进城人员、单亲家庭等社会少众阶层，主题则囊括了破产、亲情反目、逃亡、绑架、性、嫖妓与卖淫等多种冷得发涩的边缘素材。
之所以关注这些，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就有“窥丑”的特殊癖好，而是蕴藏于他们心底的人文关怀之情，驱使他们将镜头对准这些寻常不易受人关注甚至待见的特殊群体，从他们的视角去思考更多现象，直至努力追寻具有人文关怀的答案。他们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们却在努力用光影艺术思考着社会上那些最令人焦灼的社会问题。独立导演王笠人的回答振聋发聩，“艺术需要一些疯狂”。而在“同行”的李睿君看来，“一个导演的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问题越尖锐，说明这个导演越有爱国情怀，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愿意听好听的话了”。
在坊间，独立导演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即“地下电影”。因为打一开始就没打算因循管理部门立项、报批和核准套路，他们的作品便无法走进正规影院，绝大多数作品最后只能在酒吧或者某些私密的暗角放映，通常的发行渠道是DVD碟片。对于渴望商业回报者而言，这一点无疑十分致命，但对于独立导演而言，正是因为不愿受审批的干扰和制约，没有商业和上映的压力，他们才可以放任自己的思想，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灵感，更敢于挑战那些商业导演不愿触碰的冷僻题材。正是因为这样，1982年出生的杨瑾，2004年在许多同龄人还在努力尝试走向社会时，便“想当然”地推出了不同凡响的处女作《一只花奶牛》。
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导演有着根本区别的是，独立导演们涉足电影时并不是那般顺理成章，条件简陋是独立导演们共同的困惑。16位导演的“成名”作品除了陆一同的《武松打我》投资达到200万元外，其它均属三二十万元的绝对小成本制作，像应亮的处女作《背鸭子的男孩》只花了3万元。而杨瑾拍《一只花奶牛》的实际投资仅有一万元，还是从北京爱之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申请的，演员都是乡里乡亲，没有报酬。耿军的《烧烤》更是寒酸得让人“揪心”，只有区区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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