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能够清晰地看透时代的发展规律，了解人性的起承转合，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甚至站在浪潮之巅引领时代的发展。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人类这个物种，脑海中的思维也总是惊人的相似。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而言，纵向来说，多读历史故事，洞悉社会、时代和人性的特点；横向来说，多多汲取各方面各领域的有效讯息，在大脑中加以科学的排列组合（读史相当于学习前人成功排列组合的例子），看待事物应该就可以形成思维导图一样的清晰思路了。
我想，我现在应该有勇气拿起《追风筝的人》了。
：不知是不是上学时受马哲影响太深，我认为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的确十分重要。但前两天忘记在哪里看到一句说，说读哲学就要读百家哲学，否则容易陷入死胡同，思维单一。还有，写这篇书评之前，我并没有“历史与现实”等这些想法，写着写着就出来了，这也算个额外收获吧:-D
《尘埃落定》读后感(九)：不站在红色汉人那边
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小舅舅在深圳打工，他问我要什么新年礼物，我怯怯说到，如果有几本高尔基的书就好了。那时候，我哪里知道什么昆德拉、加缪，高尔基也是因为课本上把他讲得高大伟岸。过春节，小舅舅真的给我带了几册高尔基的小说，有《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等。可我从来没有认真读完，甚至每本都只读个十几页就放下，小我三岁的妹妹有一次把这些书带到乡里的*不堪的初中部去，结果不知怎么染了不少黄泥。至今，这几本高尔基的曾经名著还在盖着酒坛，一身黄土装。
高中的时候，喜欢读书，却没钱，有时候牙缝里攒了几块钱，到县城的广场上，那里堆着一大堆老旧的或者厚厚的盗版书。比如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五块钱一本（学校门口对面的米粉店，素粉一块钱一碗，很好吃）。读了几十页，错别字每页十几个。或许我天生校对的命，看到别字就拿红笔（一定要红笔才舒服！）订正过来，这个习惯到今天还在持续，不知道好坏。错别字的问题，自然怪不了作者，盗版啊，作者也是受害者，但是这书真的读起来真是没什么意思。
时代变了，人也长大了，囫囵地读了几年书之后，多少有点辨识能力。什么高尔基、李国文，这些左派文人，我再也没有兴趣，也就不可能再买他们的书（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倒是有兴趣）。这一点真的要感谢2000年开始认识的那份报纸---《南方周末》，他对于我的启蒙作用真的不小。
得到一定的启蒙之后，我就越来越喜欢右派的书，我的书架上现在也没有任何一本比如郭沫若、茅盾等，那些当年文坛执牛耳者的书。哦，巴金的书，倒是有一本，叫《随想录》。我知道这多少有点矫枉过正，但是我也知道，在左了半个世纪之后，稍微右一点至少算做点平衡，谈不上什么偏颇。
以上的这些想法，阻扰了我去读一本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阿来先生的这本书，早就听说过，一直不想读，不知道是否好坏，是因为觉得能得茅盾文学奖的应该都是符合官方的思想观的，而一看到“官方的”这三个字，就天然地产生一点抗拒。
读完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这本书的确不错。君特•格拉斯借助一个侏儒小奥斯卡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完觉得很有点创意。而阿来借由一个傻子来观察土司的历史和发展，也很有点意思。我总是隐隐地觉得，他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无形中受到了“大智若愚”这个词的影响，当然，如果仅仅是局限在这个层面，就谈不上一本深刻的小说。但是作者在处理某些细节的时候，似乎力有不逮，比如二少爷的妻子“塔娜”的多次背叛，难道就归结为**过盛，就像他的父亲曾经的那样，必须得到一次猛烈地燃烧？！我想，这样的注解，可以用一次，但是多次使用就显得趣味不高了。
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作者并没有像通常那些茅盾文学奖作品那样站在红色汉人的立场去观察。既然是以一个土司儿子的口吻在自述，自然就更多的是接近白色汉人的立场。我一看到文中出现了红白汉人之争的时候，就怕作者最后不经意或者受不了压力滑入那个自我审查的牢笼。幸好，作者并没有单纯或者牵强地让主人公成为一个红色汉人。如果真是这样，毫无疑问就会破坏小说的思想性。这样的小说，在我这个不太习惯用纯文学观去思考的读者眼里，它的价值就是作者用自己的历史观去抗拒了一种强制笼罩在创作者头上的铁幕。至于故事情节，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否则为什么不去读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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