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第38页，你讲到伦理意义上的天下兴盛于战国。这是不是有些低估了我们圣人的智慧？时间定得太晚了。如果我们看《尚书》，中国文明的自觉就是从天下意识的产生开始的。华夏—中国这个政治和命运的共同体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天下，只不过它最初的地理范围非常小，尔后逐渐地扩展。也正是因为它从一开始设定为天下，所以可以不断地扩展，而且将永远扩展下去，直至覆盖整个宇宙。严格说来，战国时代，天下的含义与尧舜禹、周公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颠覆。《尚书》前几篇讨论天下是因为天的意识而形成的，天无所不在，天下也理当无所不包。到战国时代，天的信仰崩溃了，天下完全变成一个大地，普遍性的含义缩小了，其实弱化了。当然，再到后来，天道信仰重建，天下的普遍性又恢复了。
第二点，你想用天下理念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基本上掉到启蒙思想的窠臼中，完全受制于西方人所塑造的权利论的伦理和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
比如第143页讲到，要站在人类的立场，为全人类的政治秩序寻求根源，那么王道政治的道德特质，必须依赖自主、自足的个人。我要问，这个自主自足的人为什么会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这样的伦理学预设其实抽空了普遍主义的前提。这就是个体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这么一个人性论预设，它将使你的王道秩序和天下都不可能。这与你后来讲到的孟子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样的预设，其实是紧张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抉择，不能把这两个都堆在一起。
你后面的“干七条”，也存在伦理预设上的缺陷。比如第5条讲到自主公民为主体的多样化的自我管理的社团，你恰恰忘了，儒家思考的王道秩序，不一定从公民开始，而是始于修身齐家。儒家设想的人，不一定是城邦意义上的公民。它就是一个社会人，比如家庭人，家庭就是这个普遍主义秩序中最基本的单元，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单元。它的普遍性是最高的，因为每个人都会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家人。
坦率地说，你要进一步摆脱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的预设，重新探讨从儒家义理能不能发展出一些更适合于讨论天下主义和王道秩序的伦理学基本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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