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王道》读后感(五)：张旭：超越民族国家是否可能
张旭：当我们讨论世界秩序的问题，现在实际上离不开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和历史处境。当我们讨论中国的“文明意识”、“天下观”或者“王道”这些观念，如果要将它们转化成“世界秩序”问题的讨论，起码不能忽视“正义战争”的问题，“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安全困境”的问题，“国家利益”的问题，或“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等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看一看就此传统的观念能够提供一些什么价值观念的资源。
总体上来看，做这样一种“创造性的转化”的工作是有很多困难的。当干春松从儒家的“王道观”建构一种普世主义的“未来世界秩序”时，他有一个根本的动机是要“超越当今民族国家的话语模式”。但是，干春松在书中最终所采取的方案，即书中最后所提出的七条纲领，就整体的实质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基本方案。无论是康德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还是霍布斯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还是格劳秀斯式的制度主义或相互依赖的国际主义，无论其中哪一种方案，实质上仍然是基于“民族国家”。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是否可能，首先依赖于超越“民族国家”是否可能。从儒家的“王道”观念来思考未来的世界秩序，首先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超越民族国家”是否可能？
《重回王道》读后感(六)：张旭：超越民族国家是否可能
张旭：当我们讨论世界秩序的问题，现在实际上离不开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和历史处境。当我们讨论中国的“文明意识”、“天下观”或者“王道”这些观念，如果要将它们转化成“世界秩序”问题的讨论，起码不能忽视“正义战争”的问题，“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安全困境”的问题，“国家利益”的问题，或“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等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看一看就此传统的观念能够提供一些什么价值观念的资源。
总体上来看，做这样一种“创造性的转化”的工作是有很多困难的。当干春松从儒家的“王道观”建构一种普世主义的“未来世界秩序”时，他有一个根本的动机是要“超越当今民族国家的话语模式”。但是，干春松在书中最终所采取的方案，即书中最后所提出的七条纲领，就整体的实质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基本方案。无论是康德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还是霍布斯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还是格劳秀斯式的制度主义或相互依赖的国际主义，无论其中哪一种方案，实质上仍然是基于“民族国家”。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是否可能，首先依赖于超越“民族国家”是否可能。从儒家的“王道”观念来思考未来的世界秩序，首先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超越民族国家”是否可能？
《重回王道》读后感(七)：天下人的理想国
人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说，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敢问路在何方”的处境。不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四处开花，还是近期香港人抛出的“蝗虫论”，都可以视为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疑虑和担忧。而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着来自资源、环境、信仰、社会公平正义等众多方面的挑战，到了再次思考设计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历史时刻。每当社会面临波澜诡谲的风云变幻，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必须挺身而出，敢于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设计新的道路。在回应来自外来文化和现实世界的挑战时，干春松先生以制度儒学为立场，敢于探讨儒家的现代命运，试图构筑起当代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建立中国当代政治哲学的新范式。在干春松的学术研究路径中，近年来他着眼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潮研究，关注在社会转型时期儒生对困境的识别、路径的选择和人类向何处去的焦虑。他对现实和历史的关注，对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设计和思考，独树一帜地展示在新作《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中。而其大开大合的远见卓识和为天下行王道的独特观点，又令本书在儒生的“君子气”之外更添几分“王道范儿”。
——《文汇读书周报》
http://dszb.whdszb./whdszb/html/2012-07/06/content_135869.htm
《重回王道》读后感(八)：赵汀阳：假如没有霸道，王道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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