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王道对于直接控制的地面来说，当然是使人民普遍受益，大家都满意，那么对较远的地方怎么办呢？孔子经典说法是“近者悦，远者来”，那么王道似乎应该是一种文化吸引力，有些类似所谓软实力，别的地方的人都愿意来学习，而不去强加于人。这一点应该是王道区别于霸道的一个标志。我们知道，霸道是以暴力作为底牌所建立起来的威望，是以暴力为根据的号令天下的权力。王道和霸道的区别首先当然是非暴力的文化吸引力，是一种吸引而不是推销的文化实力。那么，别的地方的人们，遥远的人们，是怎么知道这里有灿烂文化可学呢？又为什么觉得这种文化真的有更多优势？
这里背后有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说不去传教，所谓礼不往教，别人还自愿来学，那意味着你往往是一个霸道的存在，因为你的存在足够霸，别人才上赶着跑到你这边来学，就像美国足够霸，所以世界人民飞蛾扑火似的去学。需要注意一点，每个文化本来都自己觉得是天经地义，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一种霸权好处多多，别人就很难有积极性去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所以我担心的就是，王道起作用的隐秘条件恰恰是霸道。如果没有霸道，又何以成就王道？那次聊天，katzenstein的疑问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中国许多学者都喜欢讲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听起来有点像软实力和硬实力，可是，王道难道不就是一种hegemony吗？我解释一下，hegemony通常翻译为霸权，或者文化霸权。这个翻译其实不太对，如何更好地翻译，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译成霸权不对，因为霸是直接靠力的，而hegemony并不直接通过暴力施加影响，而是一种操纵，在文化上精神上的一种操纵。这样就很像王道了，也就有些尴尬了，显然，我们似乎不太乐意把王道翻译为hegemony。翻译只是表面问题。实质问题更需要认真想想。假如没有霸道，王道是可能的吗？
《重回王道》读后感(九)：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与其儒教的命运（梁一模）
赵汀阳的天下主义是带有中国哲学色彩的政治的形而上学，而对此进行批判地继承，通过儒家的王道政治理念，坚固天下主义的内在精神，设想乌托邦的天下的就是干春松。他试图通过中国古代的王道政治的理想，实现天下主义。当然，并不是把古代的王道政治照搬到现代政治的框架之中，“在面对人类不曾经历过的全球性的状态时，那些产生于地理相对分隔的古典时期所产生的地理区域及其互相关系的理念何以能够成为我们处理超国家体系的思想源头呢？
干春松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中通过反对霸道的王道，批判在利益与私欲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秩序，标榜着在善的美德之基础上建立理想社会的理想主义。自己评价为对古典的“创造性转换”。即，他认为古代的文献中，王道与天下概念具有可代言全球化时代的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了主张王道的普遍性，批判蒋庆光等大陆新儒家的观点为文化守成主义。“大陆新儒家更多地在为中国的特殊性做论证， 因为并设有真正利用儒家的王道政治理论来为未来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作出合理的分析。因为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民族解放运动遗产，使儒家的普遍主义不能得到彰显。”
大陆的新儒家也肯定儒家的规范，但只是认为确立中国之特殊性的标志，具有中国式的而非世界式的观点。相比之下，干春松消除围绕王道的不好的记忆，认为“对于王道的回望，更不是对晚期中华帝国中心论的反刍，而是对于任何霸权批驳，并褒扬儒家的普遍主义精神” 。
强调仁义礼智之实现的儒教道德理论以通过个人修养与社会的实践，建设善的社会与国家为目标。批判暴力的王道的道德政治也是理想的政治哲学。然而，儒教的道德理论是无数种道德理论中的一个，儒教的王道理想也是多种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断言起源于中国的儒教的道德理论与王道的政治哲学是普遍主义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来自梁一模《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与其儒教的命运》一文
《重回王道》读后感(十)：秋风谈《重回王道》
秋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干春松的抱负我非常支持。我来的时候正在家写一篇文章，从中国文明复兴的角度，重新思考30年的改革。我们陷入了改革的困境，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英群体没有抱负了。他们学习西方二三十年之后发现，现在中国基本上跟西方差不多了。中国要往哪儿去？没有一个伟大的愿景，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了。现在我们需要理想，激励、引领中国人向前走。干春松大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因此，我的《华夏治理秩序史》第1卷，书名也叫《天下》。下面讨论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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