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留余地、绝对性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犯了过度推断、以偏概全的错误，只要一个反例，即可不攻而破。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并非是一个汉学家，但他的很多著作都对中国进行了研究，不少中国政要都接受过他的采访，你能说他一点不了解中国吗？欧美的汉学家、没有上千，也有数百，作者都了解吗？评判的标准又何在？再比如作者说现有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书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成说，据笔者了解，《改》中引证的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即是典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著作。至于作者说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专制与民主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简直就是枉顾常识，不值一驳了。
除了上述这般武断、不留余地的说法之外，《改》书前后矛盾、相互抵触之处也甚多。有时数行之间，甚至一句话之中，概念、观点就南辕北辙。比如：“1949年后，海峡两岸，判若两界，新东西发现在大陆，研究也是大陆学者的贡献大，大陆、台湾新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探讨，但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第47页）既然作者认为大陆、台湾新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讨论，那么所谓的大陆学者研究贡献更大这一结论又是从何得出？
再比如， 作者认为“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第128页）但就在同一页，仅隔数行，作者又称“ 其实， 虽然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解释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但不能否认马克思已把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约定俗成”，再隔数行又认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马克思是德国人，自然属于西方学术界一份子。作者既然认为西方学术界还无人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那么又怎能说不能否认马克思已经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约定俗成” 了呢？ 既“ 约定俗成” ， 又“说不清”，令读者无所适从。
上述错误较为明显，读者只要稍加留心即可发现。此外，书中还有大量较为隐晦的逻辑谬误，值得分析。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的中日甲午海战，胜利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也成了东亚的后抢者，二战后期吃原子弹就不是日本人”（第148页）这种论证手法，是典型的滑坡谬误，作者不合理地使用了连串的因果关系，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推出了想要的结论。因为即使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也不一定就会成为东亚的后抢者。即使真的成为了后抢者，也不一定会吃原子弹。
再如“现在贬郭沫若抬钱穆，郭的学问，钱不可比，他们的不满说白了是对郭的政治立场不满”。（第39页）作者隐含的逻辑是，凡是认为钱穆学问比郭沫若强的，都是对郭的政治立场不满。这是一种两难推论法，将问题简单化，只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类似的还有“资本主义如同基因变异而产生的新物种，发展的极致就是今天的美国，不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就难受，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就更难受”。（第5 9页）等等。
再如“美国人的人权观念是双重标准。美国人在‘9.11’之前最反对见义勇为，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野蛮，上层特别高雅，下层特别愚昧，对内看似很文明，对外是变着方杀人”（第21页）内是谁？外是谁？上层是什么上层，下层是什么下层，作者没有给出一个起码的标准，浮泛空论，就好像“上面有多高”一样，都是无意义，没有凭据的推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笔者从书中顺手抽取的，是否断章取义，吹毛求疵，读者可自行验证。除了其他诸如类比不当、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外，该书给笔者另一个最大的印象是在概念运用上的极度不严谨。书中屡次提到“现代化”“资本主义”“西方”“左派”“右派”等概
念，但作者基本上没有明确地交代它们的具体指称，即使在具体语境之中，也常常一变再变。
从作者的行文看，虽然对这些概念的复杂程度有所意识，但在实际行文中却明显 “化繁就简”了。比如作者一再批判的所谓“西方”，就值得细细考量，究竟是哪个西方？是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法国，甚至东欧、日本？我们常常笼统地将这些国家称为西方，似乎他们是雌雄同体，不分你我。美国学者史华慈曾敏锐地意识到将“西方”当作一个清楚、明晰的已知量是异常可疑的。他说，“我认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数，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 这提醒我们在运用任何概念时，一定要注意到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脉络，万万不能削足适履，大而化之地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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