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50年代“一五计划”的良好势头为何未能延续？仅仅只是领袖的判断出现了问题？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建国初期，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工人农民需要通过生产来改善生活，资本家在战乱结束后能获得稳定收益，也愿意拿出部分利润分享给工人——总比被兵痞抢了去的好吧。于是，双方的矛盾被搁置，都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这一点，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建设有着类似之处。然而，时间一长，资本的逐利天性和权力的寻租本能相继迸发，权钱勾结几乎是一夜之间遍及中国——所以，“三反”之后又是“五反”，《论十大关系》之后又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便如此，当时的工会和农会也未能和政府、资本家达成一个共识，反倒是官员纷纷因为腐败而落马，工会、农会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痛定思痛之后，出于“改造文化历史观”的需要，领袖提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道德高度，希望以“每日三省吾身”的方式，彻底革除掉私心杂念、封建陋习。而其结果，私心没有了，社会的发展也停滞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
所以，新民主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也曾有人提出回到“一五”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方式，但小平同志却在反对极左的“两个凡是”和极右的“全盘西化”的同时，也没有单纯回到新民主主义的“一五”时期，而是坚持改革和创新，通过特区模式、引进外资、开放搞活等一系列新的政策使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我想，关于“一五”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过渡政策，他老人家是亲历亲为者，之所以不走老路，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不走老路，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我认同张木生先生所言，在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兼顾了当时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而目前中国的现状，则不是这四类人群的利益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格局是跨国资本和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势、争夺越来越激烈的结果——外企垄断着信息、技术、资本，国企垄断着土地、资源、产业政策，随着被垄断的东西价格越来越高，劳动力的价值自然也就越来越低，物贵人贱、背景重于能力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也正是在这两大巨头的pk之下，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为了弱势群体。中产阶层的停滞和瓦解，也都是在一线之间。而要破解这种经济上的“冷战”局面，仅仅依靠新民主主义的工会、农会显然不够，而需要超越前人的智慧，才能开创21世纪中国的“开元盛世”。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七)：改造我们的逻辑修养
转载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最近在多种报刊上，一再看到有学者提及张木生先生的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 在书中，作者反复揣摩了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的著作，将他读李文时觉得“憋得慌的地方”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大家看到李零关于国家命运以及文化立场的思考，以此为基提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者自言“逢左必右，逢右必左，超越左右”，对“欧洲中心论”、“中华老大论”、“中国模式”等命题都有所反思与批判。
该书于今年4月出版后，颇受关注。“最近几个月里，思想界的讨论都是围绕这本书而起的。” 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观点，一时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刘源、吴思、杨帆、萧功秦等都曾对此发言，进行论争。甚至有论者认为，该书所凸显的思潮走向很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走向，不可忽视，云云。
这些颇为高调的推崇，使笔者对该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但展读不过数页，却大失所望。暂不论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诊断是否准确，也不论其开出的“新民主主义观”的药方是否可行。仅就《改》的行文逻辑来说，就毛病多多：前后矛盾、以偏概全、浮泛空论等等举不胜举，再加上诸多枉顾常识的判断，令人几有不忍卒读之感。现举数例如下：
“在欧美，除了少数汉学家，其他各种学家都不了解中国”(第9页)“另外有一个值得反省的历史，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出现的？许多人都很关心，现有的书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成说，观察的正确与否，决定性的还是文化立场。”（第14页）。“其实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人种不是那个人种，文明不是那个文明”（第145页）“专制与民主都有相通性，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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