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认为，克拉芒斯独白的实质是诉说自己一整个堕落的过程，最开始他是一个伸张正义乐善好施不折不扣的好人，但在某一天开始他意识到了自己不过是想从别人身上提高自己的荣誉。日渐虚伪的同时，他意识到不只是自己虚伪，所有人都虚伪，他想要通过放纵来解放自己，直到他发现这种凌乱的抗争太过无力。于是，他痛骂自己也痛骂他人。伴随着他心理上以及生活方式上的转变，同时也完成了从“感化法官”到“忏悔法官”这种身份的转换。从最初用正义审判他人，到以公审逃避来自他人的审判，谴责他人，最终痛骂自己，以确保有权宣判他人。与其说他的独白是为了证明所有人都有罪而开脱自己，不如说是加缪以克拉芒斯的口控诉已然堕落的现代人：一边享受为所欲为的天性，一边享受忏悔所带来的安慰，乐在其中。而面对这个世界存在的荒诞，那些不反抗的人全都成为了有罪者。他通过克拉芒斯之口，否定这种内心与行为二元对立的，“自由”生活的意义。
加缪与萨特自由与信仰•“不论是无神论、假虔诚，还是莫斯科人或波士顿人，祖祖辈辈全信基督教。但正因为没有“父道”了，就无章可循啦。人们自由了，所以得靠自己；可他们又特别不愿享受这自由，不愿被判决，于是就请人家惩罚他们，还发明了苛刻的章程。他们急急忙忙堆起火刑柴堆，用来取代教堂。”自由与信仰的对立，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开始就如同梦魇般**着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帝与人自身的发现表现为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不停地问自己，当存在一个永恒的上帝，我们是否还有自由的可能？而当上帝被端下神台，信仰被动摇之时，人们就失去了一种绝对而普遍的价值标准。于是，我们树立起理性的权威，自以为终于找到了自由，却发现我们被日益成为怪兽的理性异化。尼采看到了这种可怕的倾向，振聋发聩地喊出“上帝已死”“重估一切价值”，但之后却塑造了“超人”，终究没有宣布信仰的死刑。在人类历史上，每当信仰缺失的时代，死去一个神，就造一个新的神。这不是主人公克拉芒斯一个人的堕落，这是所有现代人的堕落，这是自由的堕落。
在现代，人们茫然而不知所措时，就用自由取代上帝树立新的标准。我们用自由去审判别人，自由的界限在哪，自由本身的意义又在哪？我们是否真如加缪所说，与过去的区别只是“他们通奸并读报”？在泛滥自由的背后，我们所渴求的不过是一种本能的放纵，一种感觉的快乐。我们要求自由，却不知自由为何物，我们以为自由让我们感到快乐，却不知自由也让我们迷茫。于是自由成了我们最不负责任的挡箭牌，我们逃避自由，成为最沉默的大多数，躲在人群之中寻求安全感。这便是当自由成了所有人都承认的价值观，自由在现代的一场火葬。
荒谬与抗争•“谎话最终不是导向真理么？而我的故事不论真假,不是归于同样结局意义也雷同吗？那么，不论真假，只要都能透露我的过去和现实便可。有时按说谎者的话而不是按说实话者的话判断，反而更明白无误。真理像光明一样,令人眼花。谎言倒像黄昏美景,衬出万物的真相。”这诡辩式的言论正是出自于主人公克拉芒斯之口，却也道出了作为人存在的荒谬:不管生活如何总逃不过一死的结局。
尽管加缪和萨特都意识到世界的本质就是荒诞，也反对虚无主义，主张反抗，但他们对于荒诞的理解和主张反抗这种荒谬的方式则是不同的。
萨特觉得，人在自主选择自己的本质时具有绝对自由，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可以赋予人生意义，尽管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目的和着落的 。“由于萨特把人的存在等同于人的自由选择，并把烦恼、孤寂、绝望等情绪当做对自由的领悟的根本方式，因此尽管他的存在主义具有行动性，但实际上却表现出了明显的阴暗、悲观倾向。”(《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
加缪则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加缪理解的荒诞，是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他觉得没有意义的人生本身就是值得过的，因此主张精神上的反抗。
《堕落》正是表达了加缪对于萨特所宣扬的反抗方式——“自由”的蔑视，这种泛滥的自由，不过是荒谬生活下人们无奈的选择。即使用自由的行动盲目地填满生活，死亡的结局依然不会更改，唯一值得过的就是这种没有意义的人生本身。可以说，萨特和加缪由荒谬这个起点一起出发，萨特走向了生存的焦虑，加缪则满怀**地走向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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