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读后感10篇(5)

  在这本作品集的中篇小说中,厚圃对《喜娇》比较满意。这篇作品也同样与《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有关,它曾以一分之差与那次大奖的中篇首奖失之交臂。“它与我的两个长篇非常相似,勇往直前、毫无顾忌。当然,里面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它总体上呈现出了一个青年作家的朝气和锐气。”厚圃认为,这也是《喜娇》最可贵的地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里面所包含的莽撞和**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享受“业余写手”的自由

  近几年来,随着长篇小说《结发》、《清水谣》的出版,以及先后获得深圳青年文学奖和广东青年文学奖,厚圃及其作品也逐渐被更多的读者所熟知,还被视为深圳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谈及目前的创作情况,厚圃说:“对于农人来说,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往往却不是这样,里面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并非光靠努力便可以获得回报的。我目前的创作是要自己慢下来,有感觉才去写。长篇可作为一种理想慢慢靠近,至于中短篇则是有感而‘发’。文学创作当然要有一定的‘量’,但是与‘质’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就像美国作家塞林格,一生没写过多少作品,却能以少胜多,篇篇都是精品。”厚圃告诉记者,他一般都是晚上写作。对于他来说,文学就是一种路径,在白天完成与文学毫不相干的工作之后,将他带到另一片天地。“文学于我而言,是心灵回归本位的最佳渠道,是一种精神和梦想的奢侈。”

  厚圃坦言,他是个“业余写手”,没有长远或者严谨的创作计划,也不用等这把“米”来下锅,他十分享受现在这种自由写作的状态。目前,他在写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作品,写一个古老港埠的兴衰史,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阔度,也很有挑战性,“我只能愚公移山式的,一点一点地来,写到哪算哪了。”

  对话厚圃——

  “把批判意识带到创作中去”

  奉献一道“百味杂陈的汤”

  《文化广场》:你这本作品集中,既有以都市为背景的作品,也有充满潮汕风情的作品,还有怀念故人的作品,感觉你关注的题材非常多样。

  厚圃:近年来,艺术界有“从母语出发”的提法。潮汕平原于我就是一个“母体”,一个精神的故园。我的作品以它为背景,用地道的潮汕“母语”反映当地的民俗民风,这既是内心的一种自然反应,也是我对故乡文化的追根溯源。这部分的题材多是“过去时”,描写过往的乡土生活,“怀念故人”其实也可归入此类。

  另一类是都市题材,多以深圳为背景,通过人生的悲欢离合展示个体生命的矛盾与困惑。这些作品指向的是当下,算是“现在时”。题材反映了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作家奉献给读者的应该是一道“百味杂陈的汤”,作家要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同时还要有批判意识。

  阅读经典让我受益匪浅

  《文化广场》:现在你的阅读情况如何?你的阅读和写作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厚圃:我是个有购书瘾的人,差不多十天半月总会搜罗一些老师、朋友推荐的作品,网购回来。有时也会去网上的旧书市场寻找我喜爱的版本,譬如最近又购得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和《罪与罚》,都是人文社出的老版本。我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更多些,譬如南美洲“文学爆炸”的那几员主将,譬如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的《帝国轶闻》那种全景式的描写也十分震撼,令人耳目一新,法国的孔贝斯科《受难地的女人》很值得借鉴。

  国内的像《红楼梦》、《金瓶梅》这些经典当然不错,值得一读再读。还有周作人、汪曾祺、王祥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十分耐读,引用巴乌斯托夫斯基对蒲宁小说的评价:“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近些年我也留意到了台湾文学,比较喜欢白先勇、朱天文和张大春的作品。阅读陪伴我一路走来,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事先张扬”的长篇创作

  《文化广场》:你曾说今后几年会把主要精力放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现在是否有了创作的蓝图?

  厚圃:我要写的长篇,套用马尔克斯一个中篇的名字叫“一次事先张扬的创作”。我是个懒散的人,先把大话放出去,是希望从朋友们那里获得了提醒、监督和压力。我曾把短篇小说比作武器中的峨嵋刺,一戳致命;相比之下,长篇却是一次跋山涉水的漫长旅行,我还在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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