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是一种奇妙的事物，与之有关的元素极其驳杂：时间、空间、常识、心智、年龄、第六感……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空间造成的距离得以轻易消解，但灵魂与灵魂之间的莫测距离却仍然无迹可循。一旦有了距离，自然而然便有了边界和隔绝，孤独感对战人类必将完胜且无可阻碍，但由本能驱使的我们却不能停止这一场势必失败的战争。海德格尔的谆谆告诫仍在耳边回响，“人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诸神面前持留，并且不断地赴死，”早死或晚死三十年，在某些时间范围的映衬下不过一瞬，生离死别肝肠寸断过后，某地某时空再见时或许大家能相视熟稔，无悲无喜。
钱钟书也在《管锥篇》里讲：“与人为群，在已无偶，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置身在莽苍大野中。”按他的意思，热闹是相对的，孤独才是绝对常态。但只可惜往往只有一些天才的艺术家和苦行者才能理解并实践上述真谛，肉身的软弱是亚当遗留给我们的原罪中主要的罪身形态。人们难以忍受肉身的孤独，因此，灵魂便也随之轻易地被拉向绝望的深渊。
《契阔》中的“我”也奋力抗争过这种软弱，但世事皆如此，只有身处事外，才能摆出一副隔岸观火的煊赫姿态，而“我”的处境是仿佛赤脚站在一处荆棘丛生的分岔小径，无论往哪条路前行，都将遭受直达心魄的折磨，读者只觉“我”的抗争的过程便是灵魂受难的过程，却未曾料到，厚圃在这重残酷的选择迷局之上安排了另一重更深的苦痛。
作者厚圃是潮汕人，如好些作家一样，有着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潮汕平原、樟林小镇上纷繁的烟火人事和俗世杂音是他的灵感之源。但这次《契阔》的写作中，厚圃却跳出了他熟稔的“地”的局囿，笔端更贴近了“人”，没有了独具乡土特色叙事的广阔背景做底，也放弃了他一贯擅长把握的城乡差距引发的矛盾叙事，厚圃在《契阔》中完全需要凭借对小说中人物心理的拿捏和叙述伦理的考量来提升这个看似并不新鲜的题材的咬嚼度，于是，这场写作便成了一次以人心为局的诚实叙述，考验的是写作者剖析人心的功底和对短篇小说架构的掌控。在这次考验中，厚圃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人心的把握，结构的编织，言语的节奏，人物的塑造，厚圃的表现都到位精彩。
借着“我”之个人絮语，厚圃次第剥啄着生命的常规形态和庸常幸福被打破后，人们对痛觉的**程度。这个饱含伦理度量的故事将那些孱弱而无奈的灵魂高悬于俗世众目睽睽之下；牵引着我们洞悉人性之中那些模糊而无法界定的善恶界限；让我们心底残存地每一个晦暗不洁的念头摊晒于外，叹而后省。
好的小说总能引起各种情绪或思想的波澜，《契阔》之中，虽然只有寥寥几个人物，但整篇小说却悄声而清晰地传递出任何公众评论家和学校里那些理论家永远无法说清的东西。
《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读后感(六)：深圳作家厚圃推出小说集
深圳商报记者 钟华生
“在文学这个丰富和广阔的虚拟空间，我完成了对世界和人生的所有想像。”这是深圳作家厚圃在其最新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的后记中所写的一句话。
昨日，厚圃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这本最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中短篇小说作品集，收录了他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０年间的作品。“我一共挑了１４篇，差不多有２６万字，都是读者喜欢或者我个人偏爱的作品。我一直认为，人生就是由各种碎片集结而成的，写作也一样，是有阶段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构成了我作品的生命历程，和我的人生一起成长。”
莽撞和**也很可贵
早在２００８年，厚圃就凭《橱窗里的女人》获得了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此次出版的小说集，也收录了这篇作品。如今回过头再去看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和理念，厚圃说：“当时写留守儿童的小说不计其数，几乎都形成了一股潮流。所以我还写这个题材是十分‘危险’的，写得不好就变成了对某种‘批评时尚’的附会。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是能脱离那种标签式的窠臼，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厚圃说，他对自己写东西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尽量不要重复写过的东西，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要有点突破，所以在这本小说集中，每个作品都不同，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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