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是附录，收录了钱穆另外四篇相关演讲，分别是：一、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这是钱先生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国防研究院”的演讲，刊载于“国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论集》上；二、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是他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国防研究院”演讲，刊载于“国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论集》；三、中华民族历史精神，是他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给《中央月刊》四卷二期的专稿；四是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是他于民国三十二年重庆党政高级训练班讲演，刊载于是年六月《中央训练团团刊》一八三期。
《中西文化论集》这种看来应该是文化部办的刊物却是“国防研究院”来办了，可见在民国政府的理念里，最大的国防就是文明的存亡，救国保国首先是救中华文明和保中华文明。另外，如《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这种学术性极强的讲演居然是在1943年卫国战争期间对党政高干的培训，可见当时民国政府对其干部素质要求的内容，正是遵循了中华文明的传统。
2.中国的《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详解
这一部分我重点讲解书中的第一讲《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为大家以后的历史学习做个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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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五)：为国为人：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未来
这本书中我最喜爱章节为以下五章，也是较为容易理解的章节：
第一讲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第二讲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第四讲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第五讲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原因：《中国历史精神》是1951年钱穆先生在台北“国防部”特约演讲的集合本。出于演讲的通俗性、宏观性考虑，于“历史事实，未能多所援据”，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变化，落在纸上之后，有些内容难免给人考据不详、主观论断的感觉，尤其是关于中国人“道德”、“精神”的部分。
但是关于史学精神和方法、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五篇，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且更多的结合了史实与现实，可以帮读者抽丝剥茧，更轻松地了解近代以来马克思、黑格尔、斯宾格勒等哲学家思想的得与失，读罢之后引人深思、令人叹服。同时，也让一个作为中国人的我，从历史层面，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骄傲与自信。
对这几讲的观后感，也会慢慢更新，希望能对与我一样初涉钱穆先生书籍的人有所启发。
第一讲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1.“历史”的重要性。
个人的历史是重要的。人不可能没有过往，一个人如果“失忆”了，便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会忘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喜欢红颜色还是蓝颜色；该哭还是该笑，最终变成一个凭直觉行动的动物。
正如对人一样，国家与民族也不能没有历史。因为历史是一门“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未来”的学问——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发生之事的结果。现在发生之事，又将是未来之事的原因。中国的千年积淀，可以为我们了解现在、发现未来，提供丰富的素材。
那些不重视历史的国家往往会“短视”。忘记历史与国家的民族容易沉溺于计较眼下的利益与得失——谁给我好处，就与谁结盟。谁让我不舒服我就刀兵相向。最多也只能做世界舞台上耀眼一刹那的“暴发户”。
2.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时髦”哲学观点的批判
钱穆先生在这一章中提出了对马克思、黑格尔、斯宾格勒等人的思想的质疑，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缺乏对历史的考据。一是，他们希望直接使用哲学来解释历史；二是希望通过从一个或几个国家抽象所得的哲学来概括世界的历史，这些都是不严谨的做法。
以马克思为例，他认为“历史必然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又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他从没到过中国，了解过的也只是清朝这段中国历史的简短缩影。他立足西方世界得出的哲学思想何以全然指导中国，或者其他他从没了解国的国家和民族如何发展呢？
其次，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推论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历史随着时间延绵发展，但是马克思却将人类社会的形态发展戛然而止于“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共产主义之后世界是不是就不再有社会问题？人类社会是不是就不再发展？很显然，社会的发展无法一劳永逸的，人类必须从动态的、连续地历史中找到未来要走的路。而不能仅凭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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