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或者是中国历史上国防中体现的“屯兵制”与外敌多次入侵的坚韧与和平精神、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中“向善”、“博爱”、“以己渡人”的担当与责任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当今社会缺少的，而且反过来值得来肯定我们中华民族的过去当今，且值得在未来的时间认同的东西。
再次强调要树立中国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借用原文一段话结尾：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的独立自存了。否则思想学术不独立，国家民族不会能独立，不会有出路。一个全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绝不是有大好出路的民族。
中国历史文化应当成为我们的信仰
《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六)：无宗教无信仰？，没关系，“道”更加高明
有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中国文字功不可没。而欧洲之所以长久的分崩离析，多国家统治，原因也在于语言种类过多，没有统一的语种。
在我看来，这只是原因之一。文字固然重要，然而一个国家的文明核心精神，才是支撑这个民族始终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
钱穆指出“中国历史精神在于人文精神”，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而中国文化的精华在于“道”。什么是“道”呢？
所谓“道”是做人的标准，也就是道德精神，它是中国人积极争取的一种“理想人格”。钱穆认为，中国的道德精神才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主因。他从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国的“士”精神、中国文化的内倾性三方面论述了“道”。
中国人的宗教观不朽论：
春秋时，素来以礼仪闻名的鲁国派出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的上卿范宣子接待了他。两人在谈论公务之后，谈到一个哲学话题。
范宣子问叔孙豹：“怎样才能做到人生不朽？”叔孙豹先是反问范宣子：“你觉得呢？”
范宣子回答：“我们范家，自尧、舜以来，经夏、商、周三代直至现在，相传两千余年，如此家世，也算是不朽了吧？”
叔孙豹回答：“照我看，那只是世禄，不能说不朽。人生不朽有三项：立德、立功、立言。”
范宣子认为，两千年的家世世代相传，是生命的生生不息，而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更进一步，要求不朽是活在别人的心中，因其言谈功绩被后人铭记。两人的出发点，都是从现世的角度，不涉及灵魂。
由此可见，中国人自春秋时起便已以现世作为人生的标准。中国人不信灵魂不朽，只相信所谓的不朽是在现实世界的行为和道德精神，一直活在后人心中。
性善论：
自孔子后，孟子发明了“性善论”。孟子认为，罪恶的来源有两种原因：一是环境不好，一是教育不良。
现在看来，这两条更像是西方心理学派的社会心理学，只不过孟子的学说早了两千年。
在中国人的内心，人性是善的，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愿意去相信别人、相信政府。所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都可归属与政府，这是中国传统的以“职任”看政府，而不以“权力”看政府。
所以当出现南京彭宇案、刘鑫案时，人们才会那样愤怒。愤怒的原因，无外乎觉得刘鑫们辜负了人们心中对善的定义。以那样的恶来回报善，挑战了人性的极限，故而刘鑫被唾弃。
所以，“不朽论”和“性善论”是中国传统两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和理论，而中国的“道”，也是由这两个理论相辅相成，发挥出来。
“道”并非是由外面对于我们的束缚，而是由人类自己的内心要求。中国文化虽没有宗教，但却有最高的宗教精神：即是对人类自己天性的信仰！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文化自古讲求人人平等，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不朽的生命，人人都可以获得。人性的最高表现，在于“爱”和“敬”。 “爱”和“敬”是人人都拥有的，也是人人心中所能的，所以人生的最高理想和境界，便是在自己的心上表达，人人皆为别人着想，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就生命而言，融成一片，方见大同。
这个观点就现在看似乎有些乌托邦的感觉，因为人心的不可捉**，因为在现实社会中，随着互联网的发达人性的恶更多的被暴露在世人眼前，让人不由怀疑人心的丑陋是后来的熏染还是先天所备。但我想，人生在世，必怀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人生才能更快乐。人生的**不仅来自于外在的物质，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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