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仍然一心要办好北大，但内战局势下，“复兴北大”只能是一个圆不了的梦。政治两极化中，胡适虽拒不加入国民党政府，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国民党，1948年12月14日，告别北大，飞往南京。“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七、落日余辉（1949-1962）
1958年4月前寄寓美国，后返台就任中央研院院长。就算寄寓美国期问，胡适也频返台湾，以“自由中国”代台湾，争取延续宪政法统和言论自由，维护学术自由。希望台湾能够名副其实地成为“自由中国”——才有可能将民主和自由推广到整个中国。1960年代的雷震冤案以及随后的《自由中国》停刊，令他遭受了平生最大的精神打击。
另一长序是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的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对胡适的思想史进行了分析。
《胡谱》也是一部三百万字的大部头，余先生认为它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说如果能循诵一过，便可“对谱主一生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一极清晰而深刻的认识。”无力问津者如我，仔细读读这篇序就很好。依序略记如下：
一、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1917年因提出文学革命纲领而“暴得大名”，以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一跃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余先生详析原因，总结道：“在五四运动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
二、思想革命的始点
思想革命的始点如果说是陈独秀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或者“拿英、美做榜样”、“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那都是和胡适非常接近的。而胡适提出的更简明的“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打破了长期以来思想的僵局，建立起一个新“典范”，“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长期的精神准备
为什么恰巧是胡适？历史再有客观要求，个人也得具备主观条件。胡适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觉，而且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留学时期他最关怀的便是“中西方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他之所以能够早早“暴得大名”，完全是他长期自觉地“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的坚持，并且选择了走“通才”而非“专家”之路。
四、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
胡适思想之全面——“几乎触及了广义的人文学科的每一方面。”“不但冲撞了中国的上层文化，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
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使新思想、新观念通过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报章杂志——直接传播给了广大的城市读者。而胡适白话文主张之所以得以建立，跟他留美七年所接受到的民主洗礼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使他能从理智上摒弃士大夫轻视老百姓的传统心理。胡适的思想不能简单以“西化”言，其基本方向是“取近代西方文化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
如果仅凭西学和白话文，胡适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思想领导权的。当时“中学”或曰“国故学”界，虽有经史子集之分，但研究方法都建立在考据和辩伪基础之上，胡适的治学途径恰巧自始就走的考据之路，而且他运用上了西方的逻辑知识。他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课程，“截断众流”的魄力，将几位旧学基础不输于他的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使其影响从北大传布到了全国，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坚固地建立了起来。
五、胡适的思想形成
实验主义是胡适生活和思想的向导，是他的哲学基础，他将其视为一种科学方法。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和杜威使他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所谓“科学方法”最简扼的表述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六、方法论的观点
胡适能将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他自称杜威的信徒，更多却是基于方法论的层次，至于杜威学说的具体内容，他并不当成天经地义的信条。他坚持“方法”比学术本身更具客观性。具体来说，在方法论上，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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