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海》读后感(七)：驶出加尔各答的历史之船
读这本的时候，我很怀疑会不会早就中途弃番，逃出这条一眼看不到头的叙事航船。
在牛津取得人类学博士，80年代在埃及进行田野调查的高希，是把学术书写和文学创造融为一体的当代模范。也因此，他那平铺直叙，把诸多民族志乏味感和机械还原癖集于一身的语言，屡屡叫人头疼。
高希的写作恶趣味大概可以归于战后世界历史的断裂。不同于以往随着家庭离开印度，或直接出生海外的后殖民离散作家，如奈保尔（V. S. Naipaul）和拉什迪（Salman Rushdie），高希是独立后的一代印度人。他出生于50年代的西孟加拉邦，祖上生活在孟加拉国。尽管在各种访谈中，高希屡屡把家族在孟加拉平原上随洪水泛滥而迁徙的故事，修辞为了不断流动，不断离散的个人史，然而在我看来，他的离散（diaspora）毋宁说是源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时代中的个体选择——修读人类学，走向异国田野，在一个建立新藩篱的时代里追寻旧世界的黑暗之心。离散变成了某种贾樟柯式的时髦，但它的意义，还和当年一样吗？
《罂粟海》正是书写一连串个人选择的故事：生活在卡兹布尔鸦片产地，被家暴而出走的年轻母亲迪提（Deeti）；带着黑人血统流浪世界的大副扎卡里（Zachary）；从不愿意透露身世的罗兴亚人，水手长阿里（Serang Ali）；被英国人骗走田产，从世胄权贵跌落牢底的王公尼尔（Neel）；从小一起长大的孟加拉少年乔都（Jodu）与英国遗腹女波莱特（Paulette）；中印混血儿，帕西人和白鹅潭疍家女的私生子阿发（Ah Fatt）……一连串的人物，以各自不同的故事线索，在比哈尔到孟家拉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最后汇合到停泊在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的朱鹭号（Ibis）纵帆船上，随着孟加拉湾的潮水驶向海洋。
在叙事上，这样的铺陈无懈可击。只不过太过全景，直到船上的故事展开以前，都让人心中焦灼，左右为难。高希颇喜爱掉书袋，在迪提的故事里，他不厌其烦把自己对比哈尔方言和种姓的了解掌握，化为密密麻麻的文字；在扎卡里的故事中，他尝试模仿和超越康拉德对水手生活的描摹，又把印度洋海员的洋泾浜英文融进水手长的奇怪个性之中（在这里，中文翻译相比英文原文，损失了绝大多数的乐趣）……每一个故事，都构成仿佛田野笔记一般的小品。但缺陷也在于此：太过细节，却不带感情，文字缺少变化，如同一杯又一杯白开水不断续杯。能读下来的读者，大概要先经历过二十本无趣的民族志阅读洗礼。
当然，这么说有些无视高希澎湃的书写野心。三部曲的结构，大概是从未有过的宏大书写。高希试图用笔力触及的，是十九世纪英帝国的全景——这幅全景图并不在伦敦，而是在印度洋到珠江，恒河平原到广州沙面的航路上。与这幅图景相比，任何热卖的王侯将相帝国余晖都将黯然失色。这里才是英帝国的精髓——它不是现代中国人在想象中构图的中西之争，而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连续体，把相隔几万里的人的生活，用贸易和资本无情地绑定在一起。
而这样，也就可以理解第一卷小心翼翼的低速展开——适当的控制，有助于不让野心失速。写作者一人之力在历史面前的渺小和无奈，并不少见。高希书写阿发的故事时，这种无力已经非常明显——他把广州写得很含糊，会拼错华林寺的名字，并用汉语拼音而非洋泾浜英粤混合来书写地名。还好，具体涉及广州是下一卷的内容，时间间隔足以让他多做研究。他不断拖延朱鹭号出海，大概也有这一层考虑。
但又有哪个中国作者敢说，自己能把加尔各答写进自己的作品呢？
高希用作主角的加尔各答和广州，恰恰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城市。做孟加拉研究的任超兄大概也有同感，这种同感，不仅仅来源于加城街头几十卢比吃得饱胀的鸡蛋鸡肉卷饼，也绝不会只来源于广州的爽滑拉肠，而是源于在这样的城市行走，你时刻能看到我们所失去的那个旧日世界——那个比今天更加黑暗，也充满故事的年代——甚至可能比今天更充满希望。
在今天的加尔各答，仍然能看到东印度公司的曾经总部矗在胡格利河边，维多利亚纪念堂的花园仍然像殖民时代一样修剪整齐，顽强地和德里孟买班加罗尔领衔的中产印度梦相对抗。而在慢慢沦为“二线城市”的广州，十三行和西堤码头仍然挤满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只不过改成了贩售山寨手机和电子产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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