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极美极美的月下海景使人想起的“庄稼”，就是罂粟，其二元隐喻尽如迪提所言，“既象征丰裕又极尽毁灭，既仁慈宽恕又破坏摧毁，既长久持续又图谋报复”。它在书中造成了一种错位的梦幻感：那一望无际的罂粟田让人恍若置身星河，显贵的豪宅庄园俨如仙境，底层寄身的鸦片工厂、蜗居窝棚、客货统舱，就如火烧火燎的地狱……而书中人的爱欲、憎恨、荣辱、背叛，都缘起于它，人们为了它而生存、毁灭和救赎，义无反顾地奔向那片亦真亦幻的海洋。
作者耐心地经营（其后剥除）着这层富于浪漫色彩的人工致幻感，这种感觉不仅来自鸦片，更是宗教、种族、肤色、国家所造成的。而受到这层致幻感荼毒的人，不仅“被这个世界上虚幻的差异所囚禁着”，还不得不隔绝于遭罹同样命运的他者，**孤独而无以解脱。在书中，他们是沦落为囚徒的王公尼尔，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大副扎卡里，逃避包办婚姻的白人女孩波莱特，曾经做过海盗的阿里水手长和中国人阿发，迪提与卡鲁阿这一对无视种姓贵贱而结合在一起的夫妻。
高希将这些人物置于“朱鹭号”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是有其用心的。除去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海上的险恶环境将众人的身心聚拢到一起，抹去了那些隔离彼此的条条框框。而“朱鹭号”的管理结构，又投射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海上生活不容任何差池，因此管理层必须与治下的劳工达成一种默契。它本身实行说一不二的森严统治，又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治，而当自治要求超过某个界限（如迪提后来成为劳工领袖），则以残酷手段镇压之。这不是凌空蹈虚的理论，而是客观环境使然，任何一次哗变，都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结局。而这，又与船主伯纳姆关于鸦片的声明完全契合：鸦片是罪恶，但必须坚持其合法性，否则英国势必丢掉印度，而印度是万万丢不得的。
“朱鹭号”统治的崩溃，来源于管理层仍固执地坚守着那份人造致幻感，它奇怪地允诺那么多伦敦街头瘪三发家致富，却不容许印度人抛弃外力强加的身份标签重新做人。前王公尼尔无疑是书中命运最曲折的人物，他念了一肚子西洋文学和哲学，却活得仿佛受他人之手操纵的木偶。而锒铛入狱后，他发现自己竟然做回了自己，成了个镣铐禁锢的自由人。这种自得与圆满却折戟于“朱鹭号”以“不干涉”之名奉行的种族主义，后者戮力维持着印度的法律、等级和制度。所有那些期待在“朱鹭号”重新开始、斩断身后联系的人，莫不对之失望至极。
因之，我们回过头来看极盛年代的大英帝国，其魅力也渐渐褪去了光彩。日后的英国会沾沾自喜于为印度留下了民主和法治遗产，但就如笔者最近阅读的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所言，这只是英国人的自我**，印度的民主和法治早已植根于宗教和种姓制度发轫之初（也造成国家分裂）。而后世中国则在全力稽考西方先进制度的同时，美化将自己击败的对手，其实这是另一版本的阿Q精神，赞美对手实则就是赞美自己。
另一方面，终结殖民绝不是英国人良心发现或是洛克、霍布斯等公知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熟稔这些知识精英的尼尔不仅格格不入于白人阶层，反而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傻瓜。所以，我们或可稍稍摆脱那些思维定势而作如是理解：西方的政治与经济霸权成就了其思想的伟大，而反过来，后者又为前者装了裱贴了金。因此，尽管有像奇林沃思船长这样的人所发的诛心之言，“我们和法老、蒙古人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杀人，还要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如伯纳姆这样的殖民主义者在今天留下自己的代理人也并非历史的偶然。他们叫嚣着鸦片贸易是自由贸易的体现，自由贸易把人民从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那些拒绝自由贸易的国家和人民，则有必要以上帝名义惩处之。
阿米塔夫·高希由是祛除了历史叙事中那些人造致幻感的魅惑，并将之投影至当代，使本书别具一种寓言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是一位人类学家，书中充斥着海量的田野调查和史料，还原了19世纪中叶的鸦片工厂、监狱系统、船舱管理、净身仪式，等等，我们初读会觉冗长繁琐，但对于想要了解当时具体情境的读者来说，这不失为一部严谨的纪实录。《罂粟海》以一干人漂游茫茫大海完结，在后两部中，这些人将随“朱鹭号”直击鸦片战争时的中国。原本在大烟鬼阿发脑海中浮世迷城一般的广州，亦将以清晰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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