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卡夫卡的“孤独者”阶段，他们一生都在经历磨难，同时又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形而上欲望的残害，竞争者已然十分强大，掩饰已经没有必要，于是自我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被介体肢解。我们可以看到K是怎样一步步努力让自己融入村庄的生活，即使知道可能文件弄错的情况，也要徒劳地期待可以通过这种苦修，通往到城堡的道路。然而，条条道路通城堡，他还是不能进入城堡。如果将城堡看做K想要达到的客体，那么村庄里的人便成了中介者，尽管他们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冲突，然而一个介体的道路行不通，主体感到绝望后必须马上更换另一介体，“主人公从一个欲望到另一个欲望，始终被至高无上的最高境界所吸引，无法解脱。因而他始终向着自我毁灭迈进。”（《浪漫》P157）在这一过程中，他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主体姿态变得愈来愈谦卑，主人逐渐向奴隶过渡，其实，《变形记》中的孤独者格里高尔·萨姆沙的非人化，《审判》里约瑟夫•K被非人对待，更明显地证实了丧失自我的主体的奴性特征，他们面临的都是身份归属被剥夺的问题，这正如福柯所说的主体被“客体化”建构的问题，鲍德里亚所说的“客体的反攻与复仇”。从欲望角度来说，却是主体被介体肢解的问题。萨姆沙永远有个强力的父亲（在犹太社会里，通常把上帝作为父亲）这一强大的他者，K永远有机构里其他的人，他们拥有“我”所没有的。“我”对他们既崇拜（掩饰的）又憎恨，对“我”来说，趋向欲望客体的最终结局是毁灭，也并非死亡，或者说结局就是没有结局，他们有如摩西，永远看不到乐土，就像K的死并不能自我解脱一样。
三、人互为上帝——自我的本体病时期
第三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可以用基拉尔所谓的“双重中介”来解释。20世纪是个焦虑的时代，是主体间差异逐渐消失的时代，三角欲望的扩张可能侵入了更广阔的空间。可能在斯丹达尔、福楼拜的世界里，还没有领教到三角欲望强大的摧毁能力，是他们的悲剧可能还仅仅涉及到个体，他们还没预见到20世纪灾难性的而又毫无意义的冲突，没有料到这个时代会有大悲剧。（P130）但是可以说，卡夫卡正是这一悲剧的承受者和揭示者。
我们以“荒诞”作为卡夫卡小说的基本特征，殊不知卡夫卡所写的却是真正的真实。他的好友勃罗德曾说，他作品中的奇特与荒诞只是表面现象，揭示的无一不是真实。卡夫卡的真理持存于生活之中，看似平庸、乏味的生活表象之下，荒诞只是真相洞**里的影子而已，在这个洞**里，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在这个所谓“人互为上帝”的时代，人与人，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互为欲望之源。一方面，已死的上帝以求在人类身上复活，得到昔日的神圣地位；被轻慢、压抑的人渴望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都被这种具有传染性的欲望相互**，都感染了这种对自我欲望的“本体病”，这种病引导患者去寻找加重病情的治疗方法，以致相互毁灭，这就是双重中介的作用。
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矛盾又孤独的弱者形象，似乎正是这种本体病病入膏肓的结果。卡夫卡说：我什么都不缺，我只缺我自己。我们一直以为的欲望征程是一条无线的直线（主体--客体），小说家们却说，所谓的直线其实是一个圆，它不可抗拒地把我们带回我们自身，想想爱因斯坦空间的相对性。基拉尔说：小说家就是治愈了形而上欲望的主人公，他战胜了这种欲望，然后在回忆中进行比较。最后他回到了自身。可以想象，卡夫卡在短短一夜之间写出《审判》之后是何等心情。他将写作视为生命，视为向上帝祈祷的方式，这也能够理解，为何生活中的卡夫卡看起来如此乐观。也许，尽管卡夫卡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者”，在这个理论观念大行其道的多形态世界，他对任何理论都不感兴趣，任何一种理论的解读都不能真正到达卡夫卡的自我，我们也都是看风景的人，是土地测量员，永远不能到达城堡。每一种解读的尝试都是读者的西绪福斯式欲望的转移，这个欲望的动力结构也是空间下落的物体，由于落体加速度，形式不断变化、深化，然而地面永无终止。
一篇课堂作业充数。
参考：
1、（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三联书店，1998年。
2、（奥）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黎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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