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自我主体来看，探索人类心灵潜意识的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作为行动的根本动力，主体在这种欲望动力牵引下自动趋向客体。显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客体世界，弗洛伊德更突出主体自我。但他们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从主体趋向客体的过程是直线式进程，而基拉尔的“三角欲望”理论却是对这种直线式的颠覆，主体与客体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强大的“介体”制衡作用。我认为，理解卡夫卡自我的“异化”问题，不应简单地“弗洛伊德化”，或者粗暴地将责任推向荒诞的世界。从基拉尔的“三角欲望”理论来理解卡夫卡小说人物的“异化”性，好像也有一些相通之处。
一、“孤独”和“超脱”的“地下人”
基拉尔的“三角欲望”似乎是作为拉康欲望学说的一部分，而径直应用于文本分析中的理论。他竭力反对浪漫主义批评家的“自主性”，认为人的欲望即是对他者的模仿，称之为欲望介体（mediation），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欲望，实际不过是欲望的介体而已。主人公约瑟夫•K和K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卡夫卡本人对自我探寻的介体，而超强的他者——介体的存在，时刻引诱着主体对他的滑稽摹仿，且其形式变换多样。
基拉尔通过对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于连、普鲁斯特的攀附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的欲望的分析发现，介体又可以分为内中介和外中介，主体与介体相距较远且永远不能接近，成为外中介；反之称为内中介。自《红与黑》至《地下室手记》的过程，是介体不断向主体的进攻、融合阶段，主体对介体既崇拜又仇恨，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竞争，共同争夺客体。19世纪陀氏的“地下人”便是内中介的最高形式。那么，二十世纪开现代派小说先河的卡夫卡的“自我”又是处于什么样的处境？这不能仅“异化”来简单化主体，如果说与介体争斗难分难解的“地下人”已经由于反向作用，变成了一个有自由的“自发”人物，那现代派小说的这些人物，贝克特的流浪汉，萨特的罗甘丁，加缪的莫尔索，是否真的完全幸免于这种形而上的三角欲望，是主体自主的选择？结果不得而知，但可以说，存在本身就是悖谬的卡夫卡应该是处于二者的中间阶段。有人说，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艺术除非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话，否则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我认为，卡夫卡所建构的自我形象，实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走出地下，打上领带，穿上西装现身于各个办公室的机构人员。一方面与群体分离，是孤独的，另一方面生活在个体的精神世界中，又是超脱的。同时，卡夫卡的小说也不能简单地归入内中介和外中介的任何能量圈，毋宁说处于内与外之间的模糊地带。对于这一点，基拉尔的认识更为确切：
“形而上欲望将它的受害者引至**的一个模糊地带，处在对欲望事物的真正超脱和密切相关这两者的正中间，卡夫卡探索的就是这个不同寻常的区域：一条界线**孤独和群体，与孤独和群体等距，又排斥前者，又排斥后者，受到**，却又想瞒住别人并且瞒住自己的人，必须假装按照前者的方式抑或后者的方式生活，只有这两种方式能与他吹嘘享有的自由和自主相容。”（《浪漫》P250）
作为“说德语的奥地利人”（German-Speaking Austrian）这一身份的悖谬，也是K身份的悖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却又是一个与犹太社会决裂的犹太人，卡夫卡对自身犹太属性不彻底性的憎恨、也是对作为他者的犹太人的憎恨、土地测量员与村庄人的憎恨。他者的拥有与自我的不完整激发主体，不断追寻自我。K不断徒劳地追寻身份的认可，实际是来自于介体的欲望摹仿，正是这些介体的肢解，才使主体得以如此“孤独”又“超脱”。
二、介体对自我的肢解
讨论作为“地下人”后裔的孤独者是如何变为这一“异化”效果的，就不能离开对讨厌的他者——介体的探寻。卡夫卡曾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如果这个欲望三角何以把它分成三组两两相互对立的关系来解读，那么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对立程度实在不如插在当中的第三者介体的阻碍力度。如同恋爱关系的两方，有时须得有一个第三者加入竞争才能激起主体更加强烈的求取之心，甚至有的人真正所爱并不是自己的情人，而是一起加入的情敌。在外中介时期，堂吉诃德与包法利夫人都有一个神圣的崇拜者（介体），到于连•索莱尔开始，介体已经加入，主人公不得不经历苦修，掩藏起欲望，代之以冷漠，避免介体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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