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精选10篇(9)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十)：正经的读书报告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与卡尔·马克思和涂尔干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1904年，韦伯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在这部作品中，他采用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探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的精神动力问题。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试图对这部名著做一些粗浅的分析。一、内容梳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由前言和两卷内容组成。在前言部分，韦伯说明了写这本书的动机，即探求产生在西方世界中某些独有的文化现象的原因。而在后面两卷内容中则具体阐释了新教伦理是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的问题。下面我将就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天职观和预定论 “如今明显无误的是，在德文的‘Beruf’这个字里，而且在或许更加清楚表示的英文‘calling’一字里，至少提示着一个宗教观念：由神所交付的使命。”“同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这种观念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可能是一般的常识。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这种肯定评价的某些暗示早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经存在，这的确也是真实的。”“在天职的概念里表达出了所有基督教新教教派的中心教义，那就是摒弃天主教将道德诫命区分为命令与劝告的做法，转而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世俗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个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也就是说，忠于职守，尽心工作，是上帝要求于人们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这种观念，无疑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它是由路德和加尔文完成的。预定论被视为加尔文派的神学特色。即每个人的命运都早已注定，个人是否蒙救赎不与个人自己的成就或特质相关联，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蒙召并获得救赎。而对宗教改革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人生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永恒的救赎。于是，他们产生了对救赎确证的怀疑：我是被拣选的吗？而我又如何能确知被拣选？这时候，出现了两种劝告：“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其二是，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 2、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 “加尔文派的神所要求于其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提升成体系的圣洁生活。”“塑造出整体生活样式的一套首尾一贯的方法。”为了追求救赎的目标，圣徒在此世的生涯便被彻底地理性化，此种理性化也就带来了独特的禁欲性格。他们刻苦地劳动，获得财富，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当禁欲主义变成一种理性生活方式和理性的思维后，便诞生了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精神。此时，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独特的风格。这种精神不是尽心逐欲，更不是非理性的劫掠，它是一种宗教式的新信念。“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单就个人自己的幸福或利益而言，这不啻是完完全全的超越而且简直是极为不合理。营利变成人生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 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不等同的，二者是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不同的两个东西。正是前者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节俭生活、辛勤工作、讲究信用、合理牟利、珍惜时间等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营养成分：“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这种心态有利于社会的合理分工；把营利活动从传统的伦理下解放出来，允许合理地牟利，提供了经营投资的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自善”，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惟一手段，从而使对这种自愿劳动的利用合法化。这些必定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新教反对特权，反对垄断，倡导理性，要求以理性的方式安排世界的一切活动，对社会化大生产极其有利，可以说，新教伦理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并不是说新教伦理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他要表达的想法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层面的变化，更是社会意识层面的变化。人并不总是“天生”就想赚很多钱。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描写的那群努力工作拼命赚钱但最后又生活得很节俭的人，是非常不可理喻的，因为他们赚钱的行为最终并没有增加他们生活的福利。而资本主义恰恰意味着把赚钱本身当作目的。新教伦理就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了人们形成“把赚钱本身当作目的”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二、研究方法 1、价值中立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出价值判断无涉，即关于科学研究自身是否产生价值判断问题。他举例说,面对一个病人,医生所要做的是从技术上解脱病人的痛苦,阻止他死亡,至于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这条生命是否具有价值,什么时候失去价值,都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价值无涉是一种规范原则而非建构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科学讨论与价值判断的混淆,在科学研究中倡导尊重事实与尊重他人,清除个人偏见。韦伯在本书中也说：“我们绝无企图对于宗教改革的思想内容加以价值判断，无论是从社会政策方面或从宗教方面。”其实，他是警示人们更多地占有和尊重材料,去“确定事实”,做到“知识上的诚实”,从而在文化科学研究中避免直接进行价值说教、信仰灌输,而在表明自己的价值立场时,必须充分尊重事实,尊重价值的多元性。 2、反对单因论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在书中明确提出：“我也绝对无意主张荒谬而教条式的命题，譬如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能够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响的结果，甚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产物。”显然，这里韦伯对因果关系的说明不是历史学的因果关系，而是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即意味着要在两种现象之间确立一种固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式不一定是现象A必然导致现象B的发生，而可能是现象A程度不同地有助于现象B的发生。所以，在本书中，韦伯讨论宗教信仰形态与职业伦理之间的关系时，用了一个词“亲和性”。由于此种亲和性，宗教运动才以某种方式影响了物质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在研究逻辑上的必然性，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如何严丝合缝，“新教改革必然发展出资本主义”，而是分析在那些情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某种特定现象更有可能产生。三、启示与思考韦伯的遗产不只是他的作品，还有困扰着他也同样不宽恕我们的问题，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反思等等。 1、经济与文化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对这个问题我们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认为经济直接决定了文化的表现形式，另外一个极端是认为文化可以很大程度上制约经济或者推动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模式。换言之，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言谈经济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当我们在说经济与文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预设了把这两个领域给对立起来？韦伯一再强调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探索一种文化与经济的可能关系，我想对于反思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也是大有裨益的。 2、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工具理性，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成熟，它自身便获得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取代了目的本身。例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新教徒为荣耀上帝而主张营利，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当资本主义成熟之后，手段变成了目的，便成了为营利而营利，而原有的宗教目的被人遗忘了。在书的末尾那充满先知般隐喻又带戏谑的文字里,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作整体的批评，他说：“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而身处21世纪的我们，往往长于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这也是值得个人反观的。总的来说，韦伯在20世纪初，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发现了欧洲文明进程中宗教信仰对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做出的特殊贡献，从而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发展观，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文化、社会和宗教学问题，是学术界的巨大财富，远远超出笔者这篇见识浅薄的拙作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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