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读后感10篇(2)

马克思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都是从工人劳动中剥夺来的，把一切生产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以纺纱织布而论，我们便想到布和纱的原料，因而推及棉花。因而推及农业问题。因而推及农学家、农机家、化肥家。有了棉花，要送到工厂；工厂纺出纱和布，要到各地市场去卖，自然想到运输的轮船火车。火车轮船用钢铁木材建造，因而想到采矿冶金家和木料种植家。贩卖各地，又有商人从中出力。直至纱和布卖到消费者手中，才算产生了盈余价值。因此怎能能够说专以纱厂布厂的工人的劳动便能生产出盈余价值呢？因此所有工业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工人的劳动成果；凡是社会上的各种有用分子，无论直接间接，生产消费，都有多少贡献。

《三民主义》读后感(四)：恢复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小结

这是一篇没写完的作业……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纲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之三原则反映了孙中山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身负的三重任务，反映了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的三重性质。这与当时的族群关系、国际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社会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

怀着民族解放的目标的孙中山站在现实土地上，他首先面对的是一个跨越多元文化、众多族群（ethnicity）的广域帝国。在这里，两百年以来，满洲人能运用中国政治传统，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是统治方式成功的保证。包含引介自中国和内亚的两种不同的政治秩序的皇权成为超越各民族之上的、普世性的统治者，以普世性合法化体系中的多重身份降临文化、政治上明显区别的区域，维持着少数统治及帝国的多元政治。当全球化体系对清朝的影响加大，帝国调用既有的统治和处置手段、机制和资源，却不再一如既往如地卓有成效反而危机丛生时，中国人很快遇到了一个再度提出身份困惑的契机。困惑来源于，发现自己卷入世界体系，但清朝获得了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而它的落后和行将失败在此过程中愈渐暴露。被时代潮流淘汰的危险愈发紧迫，敏锐的进步人士开始效仿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典范，力图重塑自己的身份。由此引出了一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如何从清帝国中创造一个民族国家。

改良派人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着眼点转至上述问题。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中痛惜中国的民族主义“犹未胚胎”，反省中国“国族”在时间序列上的落后。改良派起到了唤起关注的作用，但其摇摆两端、模糊不清的立场使他们很快让位给主张明确的、发展了的并进一步理论化的汉族民族主义者。在同盟会、南社等政党组织或社团成员的构想中，必须推翻这个非汉王朝，使汉族从清朝统治中解放出来。这场民族革命有两个方向上的意义：其一，对于身份困境的重新发现本身蕴涵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这也是他们与改良派相比所具的优势），民族主义者接起了明季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并由此**出汉族民族国家的谱系；其二，更现实的是，建立民族国家是进一步实行民主宪政的前提。一个崭新而又有资格担负传统的民族国家从旧王朝躯体中脱胎出来。

二、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篇章中重点讨论了以下内容：

1. 国族（nation）

孙中山主张的是汉民族国家，即以汉族建构为“国族”的国家。历史资源制约了知识精英的思考和路径选择。作为清帝国内人数占绝对多数的族群，且已具备许多现成的共同性、丰富可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可藉以比附的传统思想等，模仿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对汉族历史的重新阐发工作不算困难。当然还由于条件限制，这些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只能做到对汉族有必要了解。孙中山在书中运用大量类比，论述汉族身为国族的一贯性，努力贯通传统和现实。

2. 疆域问题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

汉族唤醒了自身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宇宙中的天下秩序坍缩为了现世的、有界的民族，由中心向四周流泻而形成有等级的流动领域固定在了经验观察的边界（empirical boundary）上。汉族民族主义运动成功推翻了外族统治，但对清朝征服遗留的疆域的领土争议使这场运动始终伴随着内在矛盾。逻辑的后果是，汉族既然独立，其界限应该等于汉地，即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然而不放弃内陆亚洲部分的主张最终取得了主导。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这一章里为支持这个更广大的范围提出了论据，他的方法是用中国历代（汉族王朝）强盛时期的最大疆域来包络清朝疆域。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叙述理想疆界内的其他民族。为此，在理论的发展中，汉族隐至幕后，而请“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登上台前。不过请出“中华民族”只是概念的微调，原来的主线并未被替换，其他民族与汉族融为一国族，组合的方式是汉化。实践中表现在后来国民政府继承孙中山说法，强调其他民族与汉族的同一性，淡化异质性，并以同一性为依凭进行国族构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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