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他不仅成为炎黄子孙的复国之父，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所有共和国之父，更使他超越了西方有史以来绝大部分民族英雄与民权斗士。
推翻鞑虏，为终结所有的囚牢枷锁，他是汉人的摩西，摩西出埃及越四十年而未达应许之地，但他四十年如一日终建共和，他超越了摩西。
历次护法，每次胜利他都辞职散兵，薄天子而不为，甘做平民，更从反清开始，举世目为洪水猛兽，却挥若浮云，如耶稣背负起犹太人强加的十字架，他积劳成疾，病卒于南北议和的终站。在新旧约全书的语境里，有万王之王称号的耶稣拒绝了魔鬼的许国，而他更为不易，在华夏的语境里，为中国的重生与国民的新生，拒绝自己为王为神。
他是成功的华莱士，是东亚病夫的凯末尔，是没有蓄奴的华盛顿，是金九之于韩国，甘地之于印度，本古里安之于以色列，是玻利瓦尔以小搏大的兴奋奇迹与圣马丁高风亮节的午夜先觉，同样，他也是现代的佛陀和琐罗亚斯德，因为他找到了遏制阶级垄断和阶级斗争的唯一起源。从左右极端中，他走出了普遍私有制的民生主义道路，并提供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精髓，更将这一切擎画为20世纪的实业计划蓝图，是30年代开始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延续到下半叶的工业化乃至大陆改革开放、台湾经国之治的真正总设计师。
“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因为他从华夏数千年发展与各国普遍规律中，归纳出了三民主义，其起源，便是黄帝“世界文明，唯有我先”的民生主义。从他一生最爱题词的礼运大同篇，才能理解他的魂之所系，也才能理解20世纪后来几难抵挡的曲折中，唯有他才能以温和左派，遏制拒绝土改的极端右派，并控制在他之前就已渗入的苏俄势力，以汉本位的右派遏制后来一度泛滥成灾的外来教条的极端左派，让良性左右兼容与南北统一，甚至日本海权派因他而遏制陆权势力，而一战各国漠视他化兵为工的远见，也终酿二战的鹬蚌相持渔翁得利。
在他人山人海的陵墓回望历史长河，我们似能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
在人类母权尚未绝迹之时，首先是东方的轩辕黄帝，缔造了礼运大同篇的民生社会，之后是恺撒征服了西方世界的奴隶制万邦，将改革为没有奴隶制的博爱之世，却猝然离世，这是经济真理。
因出身世袭，王权垄断帝制兴起，大道既隐，万类霜天相竞，游牧渔猎入侵自耕农社会，父权被迫成为保护国民剩余权利的武器，人们就近形成一个个主权共同体，这就是民族主义，唐太宗李世民集汉高文武之三功为一，在罗马覆灭和五胡乱华的寰球黑暗里，率华夏汉人惊天崛起，成为人类独强的神族光源，之后，东方沉沦于元清，东学西渐，拿破仑以长剑镌刻世界的民法典，托起人类的自由，这是文明美情。
由于世袭权力长期霸占，德才不配位，导致社会契约的主权成果被内部专制葬送于外来铁蹄，君主制、封建制和农奴制如病毒一样扩散于各国仅剩的光明，所以内部选贤与能，外部主权伸张，成为万千江海的潮流所向，林肯战胜了强制劳役对共和国的分裂与颠覆，以其殉难真正统一缔造了共和制的民族国家，世界走向民权平等的纪元，而这本来是中国在晚明无君思潮，和摆脱满清独立南洋、先于美国宪法十年的兰芳共和国就已缔造，但被鞑虏腰斩于血泊的政治善法。而将这一进程重新光大，并还原其属于华夏的独有光荣，以其大道之行的雄浑力量，走出西方世界因游猎奴隶制起源，而难以避免的左右陷阱者，便是国父孙文中山先生。
尤为可贵的是，他告诫我们，博爱对应民生，自由对应民族，平等对应民权，三者决不可错误对应，否则必违本质，酿成祸患，后世亦一一应验。
时至今日，历代遥望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皆意气风发之赞，如后世祭文：“天命圣智，率其雄杰，补其裂，纫其绝，续其歇，益其竭，东西南北，张再造之乾坤，春夏秋冬，皎重新之日月。”
然而，后人追悼国父孙中山先生，却难免多了几分悲壮，即使辛亥功成的顶点亦道：“艰难险阻兮，不变初心。风外志士兮，闻风响应。洒纯洁之热血兮，为正义之奋争。精诚所感，霹雳一声。卒致满清推翻，共和告成。生民拯于涂炭兮，汉物复其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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