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一位老人介绍：1972年，以为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人……但是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安东尼奥尼是个两面派：他不拍摄六层楼，只拍摄那些留做参观的小屋（保留下来是为了教育孩子们）。当时，安东尼奥尼为了拍摄，竟滚了一身土！他在诽谤中国人民。——但我们真要好好感谢这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大师。
6.每天吃这样的饭菜，一个月下来要花17元。把剩下来的钱存进储蓄所，帮助革命。
7.一周以来，一直没有法国的消息。国家被取消了，被吹走了，被虚化了。——中国中心主义。
8.患者的病有心理原因吗？有的，但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引发溃疡的心理疾病很少。通过唯物辩证法可以治愈。——结论：社会主义包治百病。
那么，这就是中国吗？
《中国行日记》读后感(八)：罗兰•巴特到此一游
1974年，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中国大使馆正式邀请了由法国《原样》杂志的编辑、撰稿人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来华访问，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罗兰•巴特与茱莉娅•克里斯蒂娃便在其中。
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重要的旅行。这些自费到访的观察者都是带着稿约和创作计划而来，在他们身后是从没到过中国，不识中文，对这块封闭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全无了解，却大多都是“中国”的拥趸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带引号的中国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也是他们与学生们在1968年走上街垒，掀起“五月风暴”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当这个引号在亲身接触中得以去除，结果却颇让人感慨。
在回国后发表的《好吧，谈谈中国》一文中，罗兰•巴特说自己“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他摇动知识之树，然而这一圈走下来“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rien）。”三十多年后，当罗兰•巴特当年记下的《中国行日记》得以翻译成中文出版，透过这三本经常停止对各类介绍的记录，转而写下对身旁男子的关注的日记，或许我们能明白他的无奈，明白为什么与他同行的克里斯蒂娃干脆在此行之后，放弃了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的关注。
在《中国行日记》的最初记录中，初到北京的罗兰•巴特兴致高昂，觉得周围的“这一切都具有魅力”，开始用“色情”的眼光打量周围。“色情”在罗兰•巴特那里并不完全是贬义，对**表现或**符号的观察，甚至可以算作他对自由程度的一种特殊考量。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罗兰•巴特开始惊讶于广场上统一的着装，规则的发型，开始隐约担心自己没法说清楚无性别差异的中国人。这是一场毫无意外的旅行，看到的一切都因“旅行社的官员连续地、寸步不离地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时间和俳句的可能性”。工厂、社区、大学，每到一处听到的无非是各种“俗套”和“砖块”，“过去很糟糕，现在很幸福，感谢毛主席”的三段式介绍，“没有个人习惯用语”，转瞬即逝的“性格”显露，三个星期的旅程就像是“强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修”。
罗兰•巴特的这次自费旅行，和我们游览名胜景点经常遭遇的情绪过程一样，起初是带着向往，继而失落，最终是幻灭。这个期待中的国度最终成了诠释学的终结之地，在《好吧，谈谈中国》中，罗兰•巴特写到，“我们把符号的喧闹留在身后，走上一个很辽阔，很古老又很新的国度，在那里，意指过程低调(discrète)以至罕见(la rareté)。这时，一个新地方出现了：微妙（delicatesse）的，或者这样说会更加合适（我冒险使用这个词，哪怕稍后就将加以修改）：平淡的（fadeur）。” 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到此一游足以概括。
罗兰•巴特此后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们无从知道他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会作出何种有趣的观察。与他同行的克里斯蒂娃倒是在2009年又来到中国，这一次她是拿着法国政府的差旅费来的。这一次，克里斯蒂娃甚至不愿意提起自己作为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她只想说自己是拿了政府的钱替政府来办事的。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她这次来关心的话题，她是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搞清楚中国人到底怎么看法国、怎么看法国文化的。这一次失望的是中国人。与克里斯蒂娃接触过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感叹，“当年保加利亚的少先队员已经被巴黎成功地改造成一位资产阶级的雍容贵夫人了”。真是奇妙，三十五年过去，双方的感受居然掉了个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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