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索莱尔斯主动和挑衅性地发表一通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每当他使唯物主义成为某种直接陈述句的时候，他便忘记了言语活动，到头来，他就不再是唯物主义者了。”
“自我中心主义在政治上的重现：索莱尔斯依据法国共产党来理解法国共产党，依据中国来理解中国，等等。”
人品上的：
“唯一需要我对其有点耐心的人，肯定是索莱尔斯。他哄骗着中国人，而中国人天真的一笑又突显了他每一次回答的巧妙。”
“乘小面包车旅行是艰难的，因为这种旅行成了索莱尔斯为迎合翻译的意愿而大讲特讲的机会。”
“这是一次哲学教授予索莱尔斯之间的争论，后者充分地享受着这种二重唱：他在说！他是头头！”
眼力见儿上的：
“索莱尔斯还在宗教上纠缠。俗套类型：强烈的愿望。”
当然，有一个反感是我深表认同的：索莱尔斯这厮居然提议在旅行面包车上唱革命歌曲（而且还不是在去延安的路上）！或者，这个如今导游们都喜欢的砖头是他烧出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日记的第一页就有提示：巴特在公共场合亲了一下索莱尔斯的手，搞得后者很紧张，一再地问：“你担心别人看见吗？”巴特很傲娇：我本人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担心。
当然，问题肯定跟克里斯蒂娃有关。但这种关系会是什么呢？怨恨索莱尔斯的背叛，居然娶了女人，还是我的学生：这是一个同性恋者的“正常反应”。但会不会是另一个方向的呢：怨恨索莱尔斯抢走了自己的学生？其实，很多资深的男同性恋者总会遇到那么“一个女人”，譬如蒂尔达·斯文顿之于贾曼，西尔薇·吉莲之于努里耶夫，我觉得，克里斯蒂娃对巴特也是这么一个唯一的女人。可惜，她居然就嫁给了高富帅。
其实，在一篇索莱尔斯的访谈中，还有一些有趣的料儿：
那次，索莱尔斯本来是想把拉康也拉去的，但最终没有成功。因为（据索莱尔斯说）：一是拉康一想到自己可能要服从这个晚辈团长的命令，就浑身不舒服。尽管最后中国大使馆专车去他的住所迎接的举动感动了他，但还有个二：他想带一个女学生一起去。这可太过分了，索莱尔斯说：“我没有带情人。是的，我带的是夫人。还有另外一名成员想带上他很多年以来每夜都少不了的一个男友（这一定说的是巴特！），结果呢，不用说，不可能。”
所以，索莱尔斯能不攻击拉康吗？巴特能不怨恨索莱尔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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